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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以为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中,胡适的 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 民主政治幼稚园论 以及胡适关于民主制度的其他看法,虽不无偏颇,但也有其学理的根据,在当时起到了打破民主神话的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的民主思想述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胡适毕生致力于使中国成为合格的民主国家,他对民主宪政的阐释至今依然对我们起着指导作用。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提出关于民主宪政的看法更是其重要的政治思想内容,文章将胡适的论述归纳为三点:第一,施行民主政治并不复杂,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而已。第二,比起民主,独裁需要花费更大的人力与物力。第三,民主思想通过宣传最终会深入人心,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石。
我国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历程已近百年,但始终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纷乱的时事,国内思想界更是展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一些人因为苏联的成就而开始探究马克思主义,还有人因为德国的崛起而去鼓动执政者效仿法西斯,再有一些人主张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到中国的出路。随着各种理念的接踵踏来,引起了一场民主与独裁谁可以挽救中国的争论。
胡适作为一名民主的斗士,一个为宪政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他自己对于民主宪政的看法。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政治复杂的局面,但是它再次开拓了人们的政治视野,至于胡适对民主思想的阐释,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对人们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重新温顾胡适这一时期的民主思想不但可以“促进胡适政治思想的研究,加深对胡适的理解,丰富对胡适的历史评判和文化感悟”,(1)更可以为当下对民主的探索进行有益的襄助。
在胡适眼里民主宪政是很容易达到的,并不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狂妄的僻简”即“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2)这一想法是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西方政治制度最优越处就在于民主上,民主的政治亦是西方国家近千百年才逐渐演变成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如此辛苦的模仿尚不能习得其一二,它怎会是一种简单低端的政治制度呢?蒋廷黻见到胡适这一意见时当即便表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3)蒋廷黻对这话的理解可能有所偏差,胡适并不是说民主政治本身幼稚,而是它并不需要多么精英的人才既可以达成,胡适还说到“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4)。在胡适看来,这种常识的政治不但可以使人们以最快的方式融入到国家政治中去,还可以避免冗长的反复政治训练,故而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一次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总结,称它为“对于人民责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于人情,最容易学也最有效力”(5)的一种政治形式。
胡适对于民主宪政的理解归根结底是要把民主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民主成为当时中国触手可及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6)
与民主相对应的就是独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支持独裁的人并不在少数,自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就未一天真正意义上安稳过,人们久乱思治,急需一位政治强人消灭割据完成统一。
独裁有利于对国家全局的掌控,更方便压制不同声调,迅速做到车同轨,书同文,形成一个真正的强有力中央。故而许多人支持独裁且反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行民主。蒋廷黻就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取缔内战绩内乱;此外,中央在其职权以内所发的号令各省必须遵从,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8)。蒋廷黻进而认为能实现此目的的方法只有个人专制,因为“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地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力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9)。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并非没有道理,只有完全统一的国家政府才能着手对内部进行改革。
那么用民主的方式能否做到这一点呢?胡适认为民主会以更好的方式完成这一目的,胡适对独裁思想的批判基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是“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10),在胡适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位领袖具有如此的能力或者魅力,至于各个阶级,自身能力有都极其有限,并不适合进行专制。胡适以为“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间世界上最古的大学”。(11)比起民主政治,在胡适眼中专制政治反而需要更多的人才与精力才能达成,“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12)
另一方面“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13)胡适认为,想要施行专制独裁仅有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拥有使人们甘于遵从的思想内容才可以,这样才能团结众人从而实现独裁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显然并不具备这种口号,而正因为不具备这种口号,即便割据势力被消灭也会再次死灰复燃,就像四川,云贵,以及在娘子关的阎锡山。
那么胡适是如何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规划国家的统一呢?胡适认为“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14)就可以解决许多割据问题,因为各省军阀的割据,主要来自于人们心中的“省界”,既然都是为各省的利益,不如索性“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15)如此一来,兵不血刃,各省的力量都会集结到中央去,这便是胡适心中“养成各地方向心力最有效的一步”。(16)这一点远比支持独裁,并用武力来消灭全国割据势力的方法切实的多。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之中,胡适始终对实现民主宪政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尽管现实之路依旧忐忑不平,但是胡适却一以贯之地笃信民主政治最终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胡适以为在人们的思想中打上民主的烙印后,那么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曾引用蒋廷黻的话,用“意态”一词来解释潜伏在中国百姓心中一种思想,即“意态是指中国知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17)人们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胡适看到了“它决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武力去征服全国”。(18)的威力。这种意态它不但会阻止新独裁者的出现,还可以有限制独裁者的权利,“一方面能使张学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蒋介石不能挽救韩复渠的驱逐刘珍年”(19)。因此胡适相信,只要在思想潮流的影响下,人们一定可以走入民主宪政的大门。
那么,怎样才能使思想潮流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呢?胡适提出,只要经过长久的运作与宣传,那么思想巨大的潜力就可以得以发挥了,就像曹锟贿选这一现象一样,他说“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眼里至少还是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20)。这不也正是民主宪政逐渐深入人们思想的一种体现吗?
正是在这种对民主宪政的信心使胡适有勇气以满腔热忱为民主宪政奉献了一生。尽管当今中国并未按着胡适的预想走下去,但是他提出的方法却可以成为我们今人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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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主要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实际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注重于去了解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新青年;领袖。
读完《胡适自传》后,又找到胡适的其它一些文章读了读,读后感触颇深。对胡适这个人也比以前了解了很多。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初中的历史课中的一次接触到胡适,一脸的书生气息,活脱脱的一个文人样貌。再一次深入的去了解胡适,发现他很多观点都十分的犀利,带着他自己的特有的看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是胡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卷。这篇小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解放后更是被揪住不放,被批得“体无完肤”。 胡适的这篇文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来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古老大地,各种“主义”满天飞舞,各色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根深蒂固,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还普遍落后,特别是社会弊病非常严重,国计民生问题更是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一时引进的“主义”虽然多,但大多数是“空”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纸上”谈论的东西,所以胡适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实际些,多研究与解决比较具体的问题,少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他感慨道: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自己与别人的经验,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加上想像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看了胡适的原文,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另外,不象有些人捕风捉影的那样,胡适也没有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的是所有的空谈“主义”。 不仅观点正确,我还觉得胡适这些话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富足、社会清明、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生活舒心„„这些就是检验中国进步的标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很次要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实,不一定就完全的反映出了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为了让后人看到当时统治的好,往往会让史官做一些修饰,去美化历史,去美化自己的统治。我们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才能推论或是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胡适的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历史是存在着一定的虚假成分。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他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有血有肉的胡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视的杰出人物。
参考文献
[1]. 书名:《胡适作品集》,作者:胡适,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年5月,起止页码:1-504页。
[2]. 书名:《胡适自传》,作者:曹伯言,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日期:1992年7月,起止页码:1-132页
[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 新文化运动 鲁迅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 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2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而鲁迅正好相反,所以他一生都处于绝望。
㈡两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异同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而胡适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直到突发性心脏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⑤
「结论」:“历史该留给历史评述”,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总会应各种原因而存在偏差,所以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怀着怀疑的态度⑤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去接受。正如胡适,如果我们只听信历史课本而就认为胡适是一个“过河卒子”的话,我就会错过一位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迪的大师。
“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⑥既然我们已了解了胡适先生一生的荣辱成败,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发扬他的优秀的品格,并把他的失误当成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参考文献]:
1.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2.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
3.林语堂 《为胡适先生营造一座公共纪念坊》载于《北大人》2008年冬季刊第34期
【摘 要】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有着不媚不俗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婚恋生活上,他有着遗世独立的君子操守;在待人处世上,他更有常人不备的雅量。胡适的人格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关健词】胡适;人格;独立;爱国;雅量
一、胡适的独立人格
胡适的政治人格是独立的。对于政治,胡适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是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偏向蒋介石,还反对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他始终在悲观和执著中超脱,始终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始终坚信民主政治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土壤完全没有不适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始终是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i ” 。
胡适总是让青年人特立独行,说老实话,敢于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胜过面包,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人,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ii ”胡适倡导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iii”。与此同时,胡适清醒地看到自由主义也不能矫枉过正,故还强调,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个“小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大我”与“小我”互相关联的责任心,有助于激励社会良知和警诫罪恶行为。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也曾效力于国民政府,但他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仰来改造积贫积弱的中国。他鞭挞国民政府不重视白话文的推广,批评其不重视教育,也曾多次面刺蒋介石。胡适的人格独立还在于其对文学的改良,他早年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林琴南等人的围攻,仍不改初衷。胡适的独立更在于对权力并不贪婪且有自己的原则,1922年就曾拒绝接受黎元洪颁发的勋章,拒绝为北洋政府效力。1933年,他拒绝汪精卫的邀请,辞官不做,即便昔日好友张慰慈来游说,也决不轻从。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拒绝出任外交部长,顶住了阎锡山和美国佬的压力,宁可偏安美国一隅,也不和“无赖政府”合流。
二、胡适忠心为国的言行
胡适先生认为,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1915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议“二十一条”,一致主张“对日宣战”。而胡适作为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和权衡利害,“战”并不一定就是爱国,“不战”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胡适认为爱国必先爱民,必先爱国民的生命。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需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所以他不主张用道德去绑架民众的生命,更不忍心用国民的血肉餍足某些人的爱国热忱。胡适的爱国思想体现在爱中国的文化上。所以他首倡白话文,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还革新了文学体裁,新诗方面有《尝试集》问世,戏剧方面有《终身大事》出版,这两部文学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的爱国还体现在他的行动与实践中。曾经留学美国七载,却并不贪图外乡的物质享受。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在北大授学,教化后昆。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驻美期间,胡适四处奔波,说动美国政府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慷慨解囊。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胡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中国抗战外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后人评价之为:“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iv”胡适一生情系北大,始终视北大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甚至规定五月四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在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留北平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转交北大。胡适晚年居住在美国,仍写文章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困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没有去领美国绿卡,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胡适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
三、胡适的婚恋观
胡适本人的爱情最终是屈服于亲情。虽然在美期间和韦莲司有过一段恋情,但他本人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孝为先,最终与江冬秀结为夫妻。江冬秀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胡适并未意气用事,接受了这桩旧式婚烟。也许胡适骨子里头是崇尚恋爱自由的,他喜欢真性情,喜欢交真性情的朋友,也喜欢真性情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亲自成全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促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胡适还曾与表妹曹诚英有过美好的感情,但他爱惜自己的名节,始终没有与江冬秀离婚,正确处理好了个人的感情问题。
胡适的婚姻有对本我感情的压抑和戕害。“说到胡适的婚姻,我们常为胡适报不平,觉得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之下的牺牲者。然而他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又何尝不是受赐于旧礼教呢?胡适之所以能令新旧两派都敬重的一点,正是他婚姻上的‘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背后有多少关爱、容忍和体贴v ”。胡适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曾说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是人生一大幸事,认为这是最讨便宜的事情。胡适不舍糟糠之妻的名士风度值得后人学习,尊重母命的孝道精神和爱惜羽毛的自律品质值得学人敬重。胡适的自我牺牲,成全了他感情世界的高贵,使他坚守住了真名士的精神高标。
四、胡适待人处世的谦和与雅量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然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曾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资助在国外读书的林语堂,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回北大效力。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待自己的学生,胡适倾心培育了“物理女王”吴健雄,对吴晗和顾颉刚等学术奇才大力提携。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胡适的确是心胸坦荡之人。在白话文和文言文论争问题上,很多人与他发生过笔战,但他毫不记仇,还维护骂他的人的形象。在鲁迅死后尸骨未寒即受人攻击之时,胡适没有因为鲁迅与之有过嫌怨就坐视不管,很快站出来替鲁迅说话,维护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名誉,肯定了鲁迅非凡的文学成就。再如李大钊曾与他开展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两人政见不和,在李死后,胡适负责了李的后事,任劳任怨。胡适还曾经四次营救狱中故友陈独秀,其行其迹,感人至深。
在20世纪的大哲中,应该有胡适的重要位置。胡适的独立人格、爱国主义情怀、婚恋生活上的君子操守的以及待人处世的雅量,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他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墓志铭写的那样:“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① ”
注释:
i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39.
ii 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长江出版集团,2007:180.
iii 白振奎.胡适人格[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85-586.
iv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0.
v 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2.
【参考文献】
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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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指采用天然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工艺品种和技艺。一般具有百年以上历史以及完整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传统工艺造物文化基本范畴述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要具备相当的综合国力外,还必须保存和发扬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承载着衣食住行的工艺造物文化。在国际化的大潮中,一旦失去本身应有的特色和风貌,其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和“脉”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损伤。因此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工艺造物文化和美学思想,是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中国造物文化的悠久、发达、辉煌、丰厚,无与伦比、举世公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理论学科。但是没有系统整理不能误解为没有系统的工艺美学思想存在。为此我在1989年发表的《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体系述评》一文(见《中国工艺美术》总第32期)中明确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传统工艺美学已经初步形成了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并从7个方面对其重要内容作了简要述评。继续这一研究,本文将进一步对传统工艺造物文化的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及其思想特色加以述评和探讨。
范畴是理论构建的基本概念,是构成体系“网结”的支点和要素。范畴系统,是概念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和层次结构。因此,发掘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寻求和建构传统工艺美学基本范畴的理论框架,是建立科学、系统理论的首要前提。但是,要想从传世的有限几本工艺著述中找到这样的理论范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设计思想、技术思想是和古代的哲学思想融汇一体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道与器、物与欲、文与质、技与艺、用与美等工艺美学基本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或取譬引类,或直言阐述,连篇累牍,史不绝书。《周易·系辞》更是一部阐释天道易理“人文化成”的宏篇巨构和百科全书,其中就包括了工艺文化“开物成务”的丰富内容。例如制器尚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道寓于器、载礼释道的教化功能;以意立象、取象构形的造型意识;天人合一、共生共荣的美学追求等等。如果有人说引用这些范畴概念是妄测臆改,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些范畴概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下面有必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作为概念范畴形态的精神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概括升华。汉字“范”即工艺造物的模具。《荀子·强国》:“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得齐。”而“畴”指已耕作的田地或田地的分界。可见“范畴”就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对事物的认识。“道与器”,道即理,《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玉有脉理,依其脉理而治,就是理。“质与文”,质就是器物的质地,文即图案纹样之“纹”。可见这些概念,原本就是工艺造物原初意义的引申。我们只不过是把“借走”的概念“物归原主”,从本质上或本体上没有什么不妥。
第二,工艺造物的双重建构,工艺及工业历史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之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工艺美学比传统美学更接近哲学。建立在实用理性、经验直觉、意象思维方式和讲究“经世致用”的传统哲学如《易·系辞》,更接近于广义的“营造学”。“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工艺与传统哲学的双向靠近,使《易·系辞》的工艺文化人类学和工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内涵便凸显出来。对于人类文化的起源、社会文明的发展、衣冠文物与发明创造一一对应:渔猪时代(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农耕时代(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垂衣裳而天下治。“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把这些工艺造物、文明建树推崇为圣人的事业。“以制器者尚其象”视为推行“圣人之道”。“尚’就是注重、效法,这里明确指出了《易经》对于工艺造物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第三,工具(广义)性的造物实践,“开始对观察世界造成极为多样而广泛的客观因果联系”(李泽厚语)这是《易》之所谓体察天道、人文、万物化醇的最深刻的基础。从钻木取火到烧陶、冶铜“五材”的掌握,再到“五行生克”和“五德始终”的“改正朔、易服色”,穷理尽性,品物流行,弥纶天地人“三才”之道;从形、色、材,位、向、数,时、比、应的构物系统要素,到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成论和时空一体的文化生态观念,尽精微、致广大,囊括造物玄机。如果说《周礼·考工记》为传统工艺美学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论,那么《周易·系辞》为传统工艺学提供了基本范畴和方法论。两者构成了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
传统工艺文化造物观念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见图示一)
附图
图示一:传统工艺文化造物——造形基本范畴
(一)图示说明:
(1)概念设立:循用旧名,但要汇通古今之义。
(2)逻辑层次:由上至下,从普遍到特殊、从总体到个别,再到综合、整体。
(3)逻辑顺序:以人为本位,统搅道、器、形;造物即造形,“形”位居中心;由构思到构形,再由构形到统形(型器、形象、形制)。
(4)此表为传统工艺文化造物——造形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工艺美学的意匠美、造型美、色彩美、材料美、技艺美、形式美等基本范畴虽未列出,应为其中包含之义。
(5)传统概念的包涵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义理解释紧扣造物宗旨,不务诠析详尽。着重理解概念范畴的理论框架。
1、本体论对偶范畴:天人、道器、理气、文质
(1)天人天即自然、造化;人是人文、社会;物是物质、物体。天——人——物主要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之关系。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自然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休戚相关。尽人性以尽物性,尽物性以“参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师造化自然天成,尽人功巧夺天工。从而也规范了工艺美的两大基本类型。
(2)道器从《易》开始,中国古代传统中道、器并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总体看这里并非空说易道。“道者,器之道”,无弓箭即无射道,无车马也无御道。“道寓于器”到制器的“载礼释道”,是作《易》者的本意,也是传统造物的一条规律和基本社会功能。综观中华五千年的衣冠文物、宫室器用、典章制度,宗宗件件为既定的社会秩序形态提供着合法性的支持;为“大一统”社会体制的形成,发挥过何等重要的作用!“器之道”真可谓神矣!
(3)理气理,通常指条理、准则。《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诗》:“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凡造物皆须“审理定则”,就是要符合物理、物性和规矩、法度。气是宇宙和生命化生之元。“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外篇》)。故气又代表一种生命力。传统工艺造物传神,讲究“气韵”,是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
(4)文质《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像两纹交互也。纹者文之俗字。”可知本义为纹饰。它指的就是色彩、线条的交叉组合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美。《髹饰录》指出工艺造物要“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就是要求以人自身作为内在的尺度;外在形式要有阳刚和阴柔之美。中国古代文“”的宇源取象,肇自人体的文身。孔子引申为仪表修养,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造物而言,就是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2、形象发生论范畴:意、象、形、法、技、意象、意匠、型器、形制、形象。
(1)意有意图、意想的含义。作动词指意会、料想、测度。造物指创意。
(2)象有二义:一是指形状象貌,“象也者像也。”(易辞)。二是想象之象,作动词指象征。
(3)形《说文》:“形,象形也。从彡开声。”古人造“形”字是从毛饰画文而来。指形质、形状。
(4)法《易·系辞》“制而用之谓之法”,指方法、作法,也指标准、模式。《管子·七法》:“尺寸也、绳量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也指效法、遵守。
(5)技《说文》:“技,巧也。”工部曰巧者技也。二字互为转注。指技术、技巧。古代观念“技艺相通”,因此,还包括艺术加工技巧。技艺美是构成工艺特殊本质美的重要因素之一。
(6)意象是传统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象的形成是客观物象经主体意识的加工,糅入人的意志,情感,思想观念,带有理想化、创意化的形象。它也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思维形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的获取乃是造型观念、审美心理最基本的部分。
(7)意匠意匠是人心构想之象,心意如匠师之筹度。与现代词构思、设计同义。意匠是工艺形象发生论的中枢“大脑。”
(8)型器工艺造物文化中“器物层”之统称。包括器皿、器械、工具、农具、仪器、兵器等。
(9)形制工艺造物文化中“制度层”之名词。形制就是按规定的制作式样。例如:宫殿、陵墓、服饰、舆仗等象征礼仪、等级的器用和式样。
(10)形象工艺造物文化中“观念层”之“工艺形象”,通常指从艺术和审美表观的角度,涉及功能、材料、技术以及装饰趣味与生活情感等方面,对于形象的塑造与评价。
3、造型要素系统范畴:形、色、材,位、向、数、时、比、应。
(1)形此处指造形及造形要素点、线、面、体。“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易辞)。人类对形的深刻认识,主要是在制造工具的实践中,体察到各种形状变化与功能的关系,并在造物中形戍了物态化意识。
(2)色即色彩。传统创立了独特的“五原色说”(青、赤、黄、白、黑)。非常重视色彩的作用。色彩成为地位、等级甚至国运的象征。
(3)材材料、材质,造物的物质条件。《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工。”取材应时,因材施艺,讲究材美工巧。
(4)位一指空间位置,也叫构图布局。二指定位,当位,如图案的“四方八位”。成位立象,各得其位。
(5)向指方向和变化的向度与趋势。如发射、向心,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等。
(6)数指与形象呈现有关的所有可数字化的要素。如大小、长短、比例等。也指数理。《易·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逐成天下之文;及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7)时指天时季节,也指时代、时尚。造物应时,识时知变。传统造物观念中,十分重视“时”的要素,因为万物因时而变,形成一个动态时空系统。
(8)比有比较、比和、比喻之义。《易·序卦》:“众必有所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物连类、比类取象、取类供喻。无论形象、寓意皆因“比”而得,故视其为造型系统必不可少之要素。
(9)应指物与物、物与人的交感对应。物与物同类相感、同声相应,或异质互补、相反相成;人与物的感应就是生理、心理作用以及精神对物质的“穿透性”。“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系辞》)。
传统工艺文化有自己独特造型理念、创造心态、视觉模式和构形规律。从形象发生学范畴讲求意、象、形三分,而不像西方“就形论形”或追求所谓科学的视象(如透视、光影等)。反映了中国造型哲学和艺术思维的独特性。首先形、象对举而有别:“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王夫之《尚书正义·毕命》)。形是视而得之的客观形貌,偏重于客观性、空间性、静止性的一面;象是“心眼”观察思考得来的形象,与形的实体性相比,具有空灵性、意想性、象征性的明显特征,是对有形之物的超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说:“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不仅对“象征”一词作了精辟的解释,同时指出象的意义生发结构是开放性的。这也决定了“制器尚象”类的工艺、建筑属于“象征性艺术”。
第二,以象形取意、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突出“意”的主导地位,树立了“意象”和“意匠”的核心概念,奠定了传统艺术注重心理意象创造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美学偏向伦理或社会美学的价值取向。制器的社会象征意义或祈福、纳吉等观念意蕴的表达,成为传统工艺美学显著的构形意识。
第三,比类取象的思维方法,立象尽意的思维逻辑,规范了取象构形的造型意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比类取象就是通过提取具有相同特征事物的理想“范型”,共理相贯,据形系联,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建立起形象符号与意蕴传达的普遍联系,即所谓“立象以尽意”。更通过类型化、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取象构形塑造形象。这种方法的形象思维,使人的视觉经验和审美表现上升到理性而不趋于概念,(程式化不是概念化)“意象造型”成为传统造物最典型的本质特征。
第四,传统工艺造物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哲学。造形是如何发生的?根据《易》的解释:“精气为物”,“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是自然界蕴藏的精灵之气,相荡相摩,辟阖相循,赋形以生命的呼吸。“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山川草木可见其形而不称其为器,何故?物质的自然形式就其不适合人的需要这点来说,还是一种“无形式的物质”,工艺造物赋予其使用价值、文化涵义和功能形式,方成其为器。“成形曰器”——成形就是造型。传统观念视物为“有机生命体”,各种造型相互连锁相互照应,这是贯穿了古代中国探颐索隐之“造型哲学”的大原理。(见〔曰〕杉浦康平《造型的诞生》)。钱钟书也说:“盖吾人观物,有二结系: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鉴画衡文,道一以贯”(《管锥篇》卷四1357页)。传统哲学和艺术中的直觉方法讲“体物”,“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因此从不脱离人谈造物,也从不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孤立地分开而“就物论物”。而是兼顾物理、数理、心理,使之具有人格化的人文特色和感情色彩。从而避免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而能做到和谐统一,这是非常高明的造物观。
第五,传统的造型机制即造型要素的组合和形式结构的生成,可以说是见解独到,自成体系。从造型要素而言,形、色、材是造型的外显层面,主要在造型的整体把握和特征的强调;位、向、数是造型的内构层面,着重空间、结构、数理、秩序和程式格律;时、比、应是造型的演化层面,强调造型的意义和形式随着不同的文化场景、时态环境而变化。尤其是“比——应”作为造物构形“系统”的两个“软件”,盘活了形色材等所有硬件要素。突出了传统造型“以意举、以类求、以比显、以应和”的构形特色。外部形式结构化的过程,也就是形象实体化的过程。三种基本心理图式决定了相应的形式结构的生成和基本形态:(1)摹仿造型图式——由自然形到工艺形;(2)抽象造型图式——由基本形到具体形;(3)综合造型图式——由功能形到装饰形。来自工具性经验和物喷实用性目的,与精神观念象征性和审美欣赏性目的,是具体形态发生和演化的内在动力。
第六,传统的造物机制,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成论和时空一体化动态模式的宇宙观念,对于传统造物观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造物讲究物态系统和物态环境的和谐,特别强调适应机制和调节机制。既包括对自然的适应,也包括对其他文化的适应。同时注重稳定性原则,达就是传承沿袭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形制式样。形成观念系统的调和持中与保守性。扬弃其中封建迷信的糟粕,传统工艺造物的多维、动态、有机的文化生态观念,是值得我们很好继承和发扬的。学习这些将对中国的设计思想得到本质的提高。
工艺文化是工艺造物活动及其物质、精神成果文化内涵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工艺文化观念、工艺历史衍变、工艺显型式样、工艺文化符号诸方面的复合整体(见图示一)。工艺美学思想体系是以工艺的立美、审美为主干,以工艺造物论、工艺形象论、工艺鉴赏论为网络,融汇设计思想、技术思想、美学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为一体,广泛涉及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建制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由历史衍生、选择、建构和不断丰富发展的浩大“工程”。而传统工艺造物文化基本范畴,就是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所谓工艺美术优秀“传统”,不是指保留至今的大量古代工艺美术珍品,也不是传统图案或某种风格式样,而是传统工艺文化一种内在的思想定势和定向发展的“内趋力”,其核心就是传承沿续不断发展的工艺美学思想。它的丰富内容和理论指导价值,正是传统工艺文化的精华所在。对于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这一基本理论范畴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希望引起深入的研讨和更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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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战略思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战略思维
科学 的 发展 ,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 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 艺术 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 研究 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 规律 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 应用 。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军事战略的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 方法 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 历史 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 总结 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 影响 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直观的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 现代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决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
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 问题 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
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力 计算 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 分析 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进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 方法 的深度、广度与 艺术 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 研究 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 规律 。它具有 政治 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 中国 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 历史 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 内容 。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 影响 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斯维钦说过,“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 问题 ,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 科学 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
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 教育 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 政治 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 发展 ,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 历史 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 社会 制度等条件 影响 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 科学 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 自然 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 规律 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 哲学 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 方法 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 问题 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
战略思维的 历史 延续性不是惟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 发展 之中。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德国从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从而宣告德意志近代战略思维的终结,但新纳粹主义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纪是以惊心动魄的拿破仑盛衰史揭开序幕的。20世纪则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贯穿始终的。我们期望着新的世纪到来之后, 中国 传统的和平战略思维能够取得全人类的共识。
四、战略思维的整体性。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 科学 认识的发展 规律 是从局部到整体。“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地缘 政治 学单纯强调空间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如此。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以及新出现的信息制胜论也都是如此。总体的宏观的思维 方法 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的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战略思维比其他科学与 社会 实践领域的思维方法成熟得早。战争整体的 内容 是发展的,拿破仑指导战争大约只需关注十几个方面的 问题 ;而现在则需要关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 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
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 经济 、 科技 、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敌占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战略区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关照局部。人民战争甚至还包括战场上瓦解敌军和发动敌国人民群众进行反战运动。历史证明,越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整体性程度就越高。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仍然是整体性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实施的大联盟、大系统、大指挥、大 网络 、大协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种整体性战略思维的体现。对于任何一场军事革命现象,也必须从整体上去认识,单纯从某一种因素来解释军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 理论 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等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其特点是军事力量建设高技术化,战场上使用一体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和构成胜利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 工业 时代 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未来战争将体现信息战的特点,其整体性要求会更强。它必将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五、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这些都应纳入战略思维的视野。信息论、控制论本质是一个系统论。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现代国防早已不限于过去的“海防”加上“塞防”,而是陆、海、空、天、电磁频谱一体化的防卫体系。
越是高技术战争,其系统性越强,现代一次大的战略行动需要投入数十个军兵种,操作500余种武器装备,涉及1000余种军事专业技术,展开在多个层面的战场上,达到数千公里的正面与纵深,同时或交替运用几十种作战样式。其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控制与协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从战争 艺术 来看,海湾战争虽然创造了每日平均进攻速度90多公里的最高纪录(三倍于德国闪击法国和苏联的进攻速度),但仅100小时的短暂交战,多国部队不论在战争谋略上还是在战争力量上,都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更没有反复的较量,没有复杂而艰难的智谋运用,因而在军事学术史上并没有多少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受海湾战争的 影响 ,用高技术和低伤亡率的短期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成为某些大国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模式。
然而美军入侵索马里的作战,和俄军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却是另外一种回答。尽管如此,海湾战争还是充分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大系统作战和五种军事手段即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 电子 战、精确制导武器直接摧毁的综合运用等特点,展现了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前景,并向传统的战争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引起全世·界军事界的注意。
六、战略思维的超前性。关乎一个 历史 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 自然 科学 在思维着,它的 发展 形式就是假说。战略预见即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争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他说:“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泽东关于 中国 抗日战争三阶段和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争指导史上的范例。
战略思维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而对未来战争和国际局势预言不准确,又是许多战略 理论 家逻辑推理史著的败笔。富勒将军1923年预料毒气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战略预见也就是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索说的,“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 目前 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 政治 到底会怎样?”
一般意义的未来学理论在具体的战争指导 问题 上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原因还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带有盖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战略思维的超前性,要求战争指导者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例如情报判断属于抽象思维;作战决心图和作战计划要图以及作战态势图属于形象思维;反常例、出奇制胜属于灵感思维。战争中,参谋人员把在三维空间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况,标绘在二维的地图上。战争指导者面对地图进行思考的时候,运用经验、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恢复到连续的三维和四维(加上时间维)的景象,在头脑中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战争全过程的推演,并据以修正、完善指挥决心。作战决心也和科学发现一样,往往“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上述这些便是战争指导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维素质。只有具备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才能有超前的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略预置。许多战争的失利,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战略思维是实践的思维,其超前性思考必须具有过程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跃必须经过的阶段和必须考虑的要素,特别是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单凭想象和愿望去遥测未来,那样就会陷入主观一厢情愿的错误。
七、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因此,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争运动的因果联系极为错综复杂,它是敌对两个方面双重的因果关系交互作甩的结果。战争的结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有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也是如此。
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例如苏、日两国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达7次之多。战略思维的对应性又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某种意义说,战略思维的较量,是战争双方在决策层中进行的一种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对抗。军事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在敌对双方对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
八、战略思维的创造性。从 哲学 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属性。它从经验、知识和信念中寻找灵感。在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例证。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机械地运用归纳和类比推理,有时会犯错误,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 科学 发现的惟一正确 方法 ,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性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 历史 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 艺术 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所有传统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拿破仑说,“哪里有创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 发展 ,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 社会 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 自然 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 经济 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 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
《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 科技 的军事装备、军队和 理论 ,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 研究 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 中国 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 经济 、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 政治 ?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 台湾 、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 问题 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
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 历史 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 社会 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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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指的是政权组织或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的确立。历史上各个朝代选址尤其讲究,譬如古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偏南。北临渭河,南依终南山,东有潼关之固,西有散关之险。其地理位置优越,军事防备好,气候宜人,是块风水宝地,易于建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后期建都论战的重新审视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伊始就受到时人的非议,加上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南京的国都地位备受质疑。因此,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 年之久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初步研究。① 本文试图围绕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城市的优劣分析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思想意义。
建都的理想条件是论战的核心话题。由于理论根据与研究方法不同,各方所得出的建都理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形成了四个焦点问题: 安全论与要塞论的对立; 沿海论与内地论的对立; 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 工业化中心论与东南富源论的对立。在这四组对立关系中,工业化中心论往往与北方论协调一致; 东南富源论与南方论互为表里; 安全论与内地论常常能相互协调,而要塞论与沿海论则存在更多共鸣。南方论与北方论则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国防安全论。1936 年版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但南京在抗战开始五个月后即告沦陷。南京迅速陷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遭到多方质疑,人们对南京的首都地位是否适宜重加讨论。国人痛感南京在国防上的脆弱性,到1941 年下半年已出现不少迁都的意见。李旭旦指出,“最近数月来( 1941 年12 月) ,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大都主张迁弃,或言武汉,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至有言长春者,而很少人提起还都南京的话,一若南京已经注定是被迁弃的了。”②
人们对南京的质疑首先表现在对它国防地位的质疑上。王维屏1941 年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讲到应“于国防安全地带建都”,提出战后建都武汉。③他认为,在海军尚未建立,海洋安全无法保证时,中国应放弃滨海的南京,迁都武汉,国防安全更有保证。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张君俊也表达了同样看法: “既无海军,我们就不配建都海滨”④。龚德柏比张氏走的更远,他认为武汉为万吨巨舰所能直达,易受国际海军之威胁,西安较武汉为优,⑤提议将国都迁到深居内陆的西安。
再者,建都论战中,人们还对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做出推测。一时间,战后中国的国防漏洞在北不在南,成为知识界的广泛共识。1943 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美英苏是我们的朋友,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且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战后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建在北方。⑥傅斯年、双寅、高节文、吴景敖、洪悫、胡秋原等知名学者也提出了与《大公报》相同的见解,不一而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来有天子守边关的历史传统,首都宜近边而不可远边。⑦在部分人看来,北方是国防中心,南京并非国防要冲,偏安一隅,作为首都显然是不适合的。而这也正是建都论战发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东南富源论。随着建都论战的深入,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重新评估。各种建都理论应运而生。各派建都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日渐清晰,远远超过了论战之初紧扣南京国防安全的讨论范围。
力主建都西安的丘良任把论战主题从国防安全拉到对经济中心的争论上。丘氏1943 年9 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建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地理几何中心论的择都观点。丘氏认为:一国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国土中心,对于内政的统一,维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国,如法、德、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当全国的中心。莫斯科在欧俄部分,也居中心。……中国几何中心为甘肃凉州,将来收复台湾,则西安适当全国的中心。战后复员问题,以及内政的整理,工业的建设,皆需通盘筹划,因势建置。⑧但是,丘良任地理几何中心说遭到了地理学家陈尔寿的回击,他在《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一文中列举了人口、农户、耕地、田赋等十六项数据,借以说明“地理中心与几何中心难以合一”,认为距离我国人文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为武汉,并非西安。⑨陈氏人文地理中心学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都论战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择都理论,论战的角度也愈发全面。
此后主张还都南京者多以南方的富庶为依据,第一次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如李旭旦放眼东南之富庶,指出应以东南的财富给养全国⑩; 金祖孟认为,决定首都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分布,物博才会人众,才是我国的“精华所在”; 沙学浚从农业角度立言曰: “畜牧在西北为原始的,粗放的,而现代高级生产之乳酪业,则以东南为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国”; 张其昀论及南京建都亦云: “扬子江之于中国,犹人身之有大动脉”。其实,不论如何表述,如“最重要的区域”、“中央地位”、“精华所在”亦或“大动脉”,持建都南方论者始终着眼于东南的富源,在他们看来,南方的财富才是中国立国的根本。
第三,工业化中心论。陈尔寿的经济中心说一出,地理几何中心说逐渐被摒弃。持建都北平论者也找到了他们的依据———工业化中心论。
战后中国的远景是工业化。工业建设将是战后建国大业的第一重要工作,必须由政府全力加以领导和推动。齐植璐指出: 工业化开始以后,上海的重心地位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华北实为全国的中心区域。舆论界权威《大公报》在社评中指出: 战后的建国工作,必然要通过工业化的大路,与齐氏之论略同。傅斯年的论述更为具体: 建都最适宜的地方,应当是可以为最大工业化区域的中心。中国之工业原料,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煤、铁、石油等资源都集中在北方。若是东三省、北七省工业化起来,农牧改进起来,经济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他批驳建都北平会失去对东南富源控制的论点,指出工业中心在华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过是一个国际市场,所以更不成问题。很显然,在持北方建都论的学者心中,全国经济中心已非“富甲全国”的东南地区。在他们看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才是未来的中心课题,而北方十省自然成为了工业化的经济中心。
第四,北方论。随着建都论战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南北关系问题浮上了论战的讲坛。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关于南北的建都气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 “建都于黄河流域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当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当磅俊英执,有俊开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稳,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书舫缓歌轻舞之概。”?
在论战中,许多钟情于建都北方的学者都认为,北方民风彪悍,易于养成强悍之国家,而南方民风柔弱,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可见梁氏所述历史现象对建都论战的学者们有一定影响。此外,民国时期南北的新形势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民国时期,中国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发严重。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再未出现足以号令全国的政府。洋行买办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的现代经济。拥有大量工业资源的北方长期贫困落后,而英美等西方国家渗透较为深入的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一带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痛感北方落后的学者自然把这种情怀注入到建都论战之中。沙学浚对此有经典的表述: 自从民国建立以后,南方繁荣,北方衰落; 南方活跃,北方凝滞; 南方进步,北方保守,成为明显的对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质上,中国处于一种半边麻痹的状态。此非仅北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沙氏总结道: 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决重大问题———均衡南北发展。今后中国应以大部分力量加强北方之建设,以使北方与南方并驾齐驱。还有人担心,如果首都仍在南京,政府仍不免偏重东南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激化了南北关系,而在这背后更深刻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隔阂与对立。对此,身为北方人的傅斯年在痛感北方落后之余,对当时中国的南北地域观念有一段描写: “北方诸省人,心中有一个‘北人’的自觉,是明显的事实。……新教育之发达,在南方比在北方先; 与外国接触也如此。加之明清两代长江流域经济与人文都比黄河流域发达,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反而助长北人之地域感觉。如此说来,若把首都放在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会发展下去,因为今后几十年中任何政府,总不免南人占绝大多数。在南则北人或以为‘他是他’,在北则南人总以为‘他是我’”。
傅斯年的这段话饱含恳切之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鲜活图景。清末以降,由于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地方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在民国短短三十七年间好几次势同水火。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大大小小原因错综复杂的文争武斗,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南北争斗的烙印,南北地域观念之强烈远非今人想象。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自然成为建都论战的中心内容。在1946 年的制宪国大上,曾有人感叹: 就讨论的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
第五,沿海论。与前文所述主张迁都内陆的学者相同,持建都滨海主张的学者也同样亲历了南京沦陷的切肤之痛。可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抗战教训的主要点之一是不能制海者弱而败。
比之内地论者,海洋论者更重视海洋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张其昀认为,“海病”是中国近代的病源,而战后中国建都滨海的意义在于“向着海洋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同时,海洋论者还指出,当今世界已不是中古时期的概念,中国必须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吴寿彭就感叹道: 地圆之实状更改中国之大一统遗传,海空的发展更改中国大陆性的优胜地位。海洋如此重要,所以应该树立与滨海共患难、共安危的思想,首都选址仍以临近海洋为宜。
对于海军建设,沙学浚一反既无海军根本不配建都海滨的观点,指出首都在滨海,逼得非兴海军不可,因为“必要”可以产生“进步”与“创造”。其余学者正面论及海军建设者虽少,但从他们重视海权的观点来看,其海军观念也应与沙氏无差。在海洋论者看来,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应偏重于大陆; 中国未来的军事建设也不应秉持陆军的用处比海军的用处更为频繁的大陆思想,而应该追求海陆空的平衡发展,以首都来统摄海陆之防务。
建都论战进行到1944 年,前文中所介绍的几个焦点话题都出现了一边倒的论调。总的来看,工业化中心论压倒了东南富源论; 北方论压倒了南方论; 沿海论压倒了内地论。就国都选址而言,北平、长春、沈阳、济南、洛阳、西安、兰州、武汉、长沙、南京等十座都会都有人提及。然而,各派学说中以北平论与西安论最盛。
1. 西安论。“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曾一度关注西北开发。1942 年,蒋介石第二次视察甘宁青诸省,再次表达了他对西北地区的关注: “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建国基础在西北。”政府的态度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迁都西安说、迁都兰州说、迁都洛阳说等着眼于西北开发的主张应运而生。1942 到1944 年间,主张迁都西安的言论占据各大报章的很多版面。1943 年沙学浚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建都论战之批判》一文,对当时的论战情况做了简单概括: “有人认为赞成西安的最多,而舆论界权威的《大公报》却主张北平第一西安第二。此外主张武汉的亦不少。主张南京的文章较少,事实上大有人在。”支持迁都西安的人数之众、声音之强可见一斑。
西安地处北方,所在地工业原料丰富,获得了不少北方论者和热心工业化建设人士的支持。丘良任对西北轻重工业的发展条件做了细致分析: 中国铁的储藏量辽宁省最多,占全国的87%。煤储藏量则山西、陕西最富,山西约占51%,陕西占29%。石油矿则甘肃玉门开采已有成效,陕西延长也是有名的油铁区域。陕西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地,将来西安可成为棉纺业重心。甘宁青为羊毛产地,兰州可成为毛纺织业重心。此外,西安深处内陆居于中国国土的中心位置,国防上十分安全,对于重视首都安全的学者也很有吸引力,但封闭的大陆性亦使其备受诟病。
钱穆是迁都西安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看来,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文国家,建都的首要考虑因素是人文精神,而建都西安恰恰可荫袭汉唐的强盛基因,改变近代以来的极弱形势。钱穆还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刺激与挑战,而如今的国家形势大陆防御最为紧要,西北尤为重心,建都西安顺理成章。可以说,西安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周立三在对比北平与西安时曾说: 北京除明季以外,多为北方外族所建立的统治中心,历史意义不如长安。就连力主建都北平的洪绂也难掩心中对西安的留恋之情,在建议迁都北平的同时,提议设立西安为陪都,并表示“西北能够复兴,西安一定有一天再做中国的首都”。由于在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上具有明显优势,加之无与伦比的人文价值,西安成为建都论战中的热门城市之一。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发展的现实,迁都西安实际上明显缺乏可行性。1946年制宪国大上支持迁都西安者寥寥,已不复前些年笔战时那番光景。
支持建都西北的学者以《思想与时代》杂志为重要阵地,主要成员有钱穆、丘良任、龚德柏、吴景敖、朱文长、张君俊、仇鳌、柯璜、张恨水、郑励俭等。
2. 南京论。建都论战中主张还都南京的学者相对来讲是最少的,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小,但凭借既定国都的天然优势,南京论的主张也不可小觑。
总的来说,南京的国防安全、工业化条件、偏处东南的地理位置都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唯有濒临大洋出海便利稍稍能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于国防安全而言,南京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傅斯年试图用战后的国际形势来化解这个难题。他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在海洋之上再无敌国,海上强国英美都是中国的盟国,故而中国之海祸将自鸦片战争起至抗战胜利终。由此来论证南京国防上的安全性。但这种说辞带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在独立自主呼声渐趋高涨的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南京所在的东南地区虽然富庶,但是工业原料缺乏,且从全国来看,东南之地偏于一隅,对于开展工业化建设和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辖都很不利。国民参政会上王普涵所提议案的名称就颇能说明问题,王的议案为: 请政府对于本会历次大会关于建都北平之建议案重加考虑迅予执行以促成国家真正统一案。着眼点就是首都对全国的管辖是否便利。在论战不利的情况下,以张其昀为代表的南京论者频频引用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语言作为依据。这一点在张其昀与钱穆的书信往来中看得尤为真切。1941 年10 月11 日,钱穆致信张其昀,讨论战后建都问题,信中写道,人言孙中山主张首都必须设在南京,“不知有何明文证据”? 并说“颇闻党中有熟稔中山先生之某君言谓中山先生在世时却并无国都必在南京之意”,向张发难。张其昀于1941 年10 月21 日回信答复钱穆。全文洋洋五千余言,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依据,同时还援引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称南京“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之语,证明孙中山确有建都必在南京之意。但是,对孙中山教条的遵守并未在当时起到多少号召作用。虽然南京最终保住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南京论者在建都论战中却是失败的。
支持建都南京的学者以国民党党报等政府刊物为主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叶青、张其昀、李旭旦、荣贞固、万鼎祥、吴寿彭、孙甄陶、雷海宗等。
3. 北平论。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以至于1946 年元旦前后,重庆曾流传过迁都北平的传闻,闹得人声鼎沸。在制宪国大上,北平也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首都之选。
北平之所以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原因很多。首先,北平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是工业化中心的不二之选,而能帮助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是时人公认的重要择都标准。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 “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应该说,傅氏之言是怡当的。其次,北平被认为是国防要冲。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做了展望。大体上看,时人仍以日本为中国战后的最大威胁,视美国为中国最坚定的盟友,对苏联虽有所警惕,但大多还是视为朋友。金兆梓在比较北平与西安孰适于建都时的表述,颇能说明时人的心态: “其实西北之重要,犹未必专限于开发之当务。东北固近边,西北又何尝远边乎? 编者之所以舍西北而置重于东北,则固以东邻丧其朋而西北则得其朋也。”所谓“东邻丧其朋”即指中日交恶; “西北则得其朋”即指中苏友好。胡秋原更认为,世界各国之中,日本为中国唯一根本敌国。战后中国应“远交朋友,近防敌人,和苏联,防日本”。?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北平自然是国防的中心地区。
再者,北平地处北方,赢得了北方论者的欢迎。加之北平虽距离海岸不远,但是防卫安全却比南京要好得多,兼顾了海洋论者和主张大陆安全论学者的要求。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优点,北平最终在建都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多数人赞同的择都地点。在国民大会上,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 “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但仍可见其声势之大。
《大公报》和《时兆月报》都明确表示支持建都北平,它们也是支持建都北平学者们的重要阵地。其主要成员有沙学浚、傅斯年、双寅、陶孟和、洪绂、季文达、金兆梓、翁文澋、庄泽宣、悫士、葛存畲、齐植璐、纪文达、贺昌群等。
建都论战中,主张迁都北平的声音最强,但并没有影响国民政府的决策。1946 年5 月5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实际上已向国人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定都立场。此后,为了平息迁都的议论,制宪会议并未将首都选址写入宪法,以迁延的办法暂时中止了讨论。两年之后,国民政府日薄西山,建都论战最后无疾而终。建都论战发生的年代,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这也注定了建都论战成为这一时代主题的附属品。通过对它的考察,可以大略了解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的风貌。
第一,高涨的政治参与意识。
钱穆在这次论战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纵观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记录,如此积极地参加到一次政论活动中的情况并不多见。毫无疑问,建都论战激发了钱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钱穆有相似情况的人还有很多。建都论战除了是一场学术大讨论之外,更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次全民议政运动。各大报章都留下了论战的火热印记。例如,《大公报》于1943年9 月发布建都问题社论,《新中华》杂志于1943 年12 月号刊发战后建都问题特辑,《新使命》月刊编辑了中国战后建都问题特辑,1944 年1 月《国防杂志》刊发了战后建都问题专辑,《华侨先锋》杂志在1944 年出版的第6 卷第5 期上发布了建都论战专辑。国民大会开幕之际,有社会团体编辑小册子,提议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建都北平。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知识阶层表现出了对政治、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对民族命运无比忧心的担当意识。建都论战除了表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外,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学人以“学统”影响“治统”的抱负。
第二,政治界与知识界的互动。
因为论战对政府决策并未产生影响,又鲜有政府要员涉入其中,因此此前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论战中知识界和政界的互动情况。实际上,此次论战直到1946年制宪国大结束才真正落下帷幕,片面地认为政府并未涉入是不准确的。在国民参政会上,迁都之议已是不绝于耳。在1946 年的国民大会上,迁都问题竟然成了会议讨论最为热门的议题。亲历国民大会的俞振基记述: 本届国大有三幕精彩场面: 就重要言,以党派之争为第一; 就兴趣言,以男女之争为最甚; 然就热烈程度言,则无有更过于建都南北之争者。蒋介石在制宪会议第一读会结束后对国都问题发表意见的演讲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 “当草拟宪法草案的时候,兄弟的意见,国都没有列入宪法草案的必要……现在第一审查委员会对定都有许多意见,而且决议定都北平。各位代表诸君,我以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容有一点个人的感情,或者有一点地方的观念,应该以国家为前提。所以全部宪法要使大家都满意,我们就不该有一点感情用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此,我重提我过去的主张,宪法内不必规定国都的地点。”
第一读会后,制宪会议审查委员会对国都问题、各民族问题、蒙藏自治问题和妇女当选名额问题做了说明。国都问题位列第一,且由蒋介石亲自起草意见,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并没有忽视社会上要求迁都的呼声。国民政府最终并没有按照国民大会上的代表投票结果迁都北平,而是执意定都南京,对社会舆论使出了一贯敷衍的套路。可见,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动过迁都北平的念头,在蒋介石心中,还都南京是没有问题的。竺可桢曾应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邀,撰写战后首都选址的文章,但最后因提议建都北平而未能发表。可见政府所需要的不过是找出一些在学术界有声望的人士为还都南京站脚助威罢了。国民党的这一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它与知识界的联系及隔阂。
第三,浓烈的政治批判与政治改革意识。
建都论战的兴起最初源于国人对南京国防地位上的质疑。然而不久之后论战的范围就很快扩散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们争论首都选址的同时,更是在争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种思维上的快速扩散,生动地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知识界浓烈的政治批判意识。
建都论战中,学者们对南京的批判隐藏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热心于民族再造的张君俊就对国民政府难掩失望之情: “我国当年由北平迁南京,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北平过于官僚腐化及与帝国主义过于接近,故大家赞成迁都南京,以新天下耳目。其实南迁之后,一方并未脱离帝国主义之威胁,一方所谓官僚腐化仍未减少,反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沙学浚在主张迁都北平的同时,更是将政府钟情南京的真实理由做了一番毫不留情的分析。在他看来,政府建都南京事实上是为了接近力源———华侨之财力,江浙之财力,南方之人力物力。?这表面上是阐述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毋宁说是在抒发对政府的强烈失望情绪。面对当时国家政治的颓废现状,建都论战中不论是主张还都南京还是主张迁都他处的学者,都以改变国家现状为出发点。金祖孟强调,首都选址应便于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以防止出现地方割据。?吴景敖则将抗战后的首要任务认定为“加强国族团结而使成为健强之整体”?。
《大公报》为战后中国开出的药方则是实现工业化。作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的孙甄陶则提出: 首都所在之地不一定要物质的环境臻于美善,而一定要政治精神的环境臻于美善。不难看出,防止地方割据、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工业化、整顿吏治……凡此种种都是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病根提出的。参与论战的学者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刷新政治,振作精神,实现民族的复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
建都论战激发了知识界强烈的政治变革意识。抗战虽然胜利,但是放眼战后的中国,严峻的形势又摆在眼前。抗战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附庸于英美帝国主义的事实,经济学家齐植璐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过去中国没有重工业,而只有“模仿工业”和“买办工业”,在不能自主的经济环境下也只有在沿海,特别是上海发展。上海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可以说,都是由外资的力量所促成的。有感于兹,张君俊不无偏激地指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昏昏沉沉度日发出了气愤的呐喊。通过建设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实现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成为建都论战中知识界的一股强烈愿望。
丘良任更是将建设独立自主国家的命题和迁都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殊不知上海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如果我国财政不能脱离对上海的依存关系,就永无自力更生的机会。主张于苏北择地建设新都的庄泽宣也特别指出,之所以营建新都是为了“未来的新首都不应是工商业中心,尤非路过码头,以减少市侩气”?。显然,庄氏力主营建新都明显是针对南京、上海的腐化堕落而言的,与丘良任所说的“上海的繁华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并无不同。他们都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就连力主还都南京的陶孟和在面对上海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时也无奈地说: 如建都南京,而让上海依然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外新旧万恶荟萃之区,则国都建设的连带责任还应该清除上海,使它成为一个健全的拱卫国都的都市。?瑔瑠在他们对买办工业的口诛笔伐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不再受制于人的期望已经表露无遗。
20 世纪40 年代对于中国可谓多事之秋,思想界随着国运沉浮不断地剧烈变动,异彩纷呈。建都论战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并不显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建都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建都论战这一主题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社会中不断扩散、发酵,在向下传播过程中,其讨论范围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沉淀为今人的宝贵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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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科玄论战的过程。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玄论战的过程全文如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1)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5) 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6)“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2)“科学的智识论” 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二是逻辑原则: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 张君劢认为:“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 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 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 Reality)所扰。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4)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5)关于“君子之袭取” 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 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 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 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 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 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 是最值得注意的。
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
(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
(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
(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
(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
(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
(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
(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
(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我就斗胆地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
(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
(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
(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
(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
(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
(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
(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
(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结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自称:“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两个方面:情意(审美、意志)、理智。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这篇文章要义有五:(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学的作用: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7),全文共八个部分:(1)抨击了科学主义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倾向、企图“统一一切”的“野心”、“带有杀伐之音”的霸道。(2)对“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对艺术与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学。(3)对丁文江的逻辑观念提出批评。(4)从“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出发,对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唯觉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进行了批判,说明科学主义以为根本的“经验”原来是“靠不住”的东西。(5)对丁文江所确立的用来审查概念、推论的“两条原则”、“三条方法”(28) 加以评说,批判丁文江的经验原则。(6)捍卫张君劢关于“纯粹心理现象”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在作为自然规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为思维规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体谈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赞成“科学有益于人生观”;另一方面,他却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的观点。(8)最后,林宰平表示:“科学我是相信的”;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蛰仙《人生观与知识论》(29)虽然力图公允,其实应该属于玄学派的。他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2)人生之途径——到良知完成之路”在于“于可能的范围内,妥为设法,使吾良知美满实现。”“(3)人生之修养——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从出——本体论中的自由论。其引伸之义,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识论略释先哲学说——以知识论为从事研究或解决人生问题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观略释先哲之人格态度——以人格态度为从事建设新人生观者所宜知故。”
针对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30)。在他看来,科学派中两位大将,吴稚晖“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唯有丁文江“则直斥玄学为鬼物”,“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由此确立其文的主旨:玄学决不可无。
菊农的《人格与教育》,发表于《晨报副刊》(31)。此文立场是与张君劢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此文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即“变”、“生活的创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创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换言之,便是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32),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33)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它文章。
论战文集《人生观之论战》是代表玄学派的主张的,张君劢所作的序(34) 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
论战的另一种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则是代表科学派的主张的,而且,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以下简称“陈序”)。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以下简称“胡序”)作于11月29日;并附《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他批评了玄学派的三个人物:批评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批评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批评范寿康所谓人生观的“先天的形式”。然后又批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认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灵魂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最后表明:“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 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也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的答复是:“‘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35)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36),提出:“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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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代方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议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状况及其政治主张的介绍不一而足,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讯息纷至沓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导了思想界的论争。其间,马克思派和改良派、无政府派的论战尤为突出,史称“社会主义论战”。1922 年9 月,马克思派主持的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社会主义论战期间的25 篇重要文章。该文集在集中体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论战各方的社会形象,并且,在转喻的意义上定型了其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初镜像。质言之,《社会主义讨论集》表面上看是文献编纂,实则是一种历史的叙事。9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个讨论集,拓展其语义空间当是一个基本的旨趣,为此,就需要探求其基本线索,从而为把握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提供基础性的示范。
《社会主义讨论集》以陈独秀的《谈政治》为开篇。陈独秀所谓的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等事项,《新青年》杂志起初不谈政治,自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屑于以老套的方式谈政治,不屑于和老套的人谈政治。但政治是无可回避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2。
按照陈独秀的概括,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一是学界,以张东荪和胡适为代表; 二是商界,上海总商会等可谓其代表; 三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并非从根本上不谈政治,只是受到争权夺利的冒牌政治的刺激,才一时反对政治,与之相对,无政府党人则是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组织。因而,陈独秀就着重分析无政府党人的主张,认为国家、政治、法律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若是觉得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不能简单地“抛弃不用”[1]11。
同样是陈独秀的概括,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 一是旧派,他们极力维护现有的国家,维护所谓“王法”“大清律”; 另一派是新派,亦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信奉者。在陈独秀看来,虽然中国暂时还没有这派人,但颇有这种倾向,他们必将成为“我们唯一的敌人”,因而就着重予以批驳,强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只有经过劳动阶级专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1]16。
无论政治是好是坏,人不能脱离政治。“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讨论社会主义,就是谈政治,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 而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 来讨论的。因而,社会主义论战也就是一场政治论战。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起于“人的生活”。应该说,救中国是讨论各方共同的旨趣。所谓救中国,包括救国和救民两重意思。
1920 年,张东荪到内地旅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由此,“人的生活”成为张东荪论说的出发点和中心。一则,如果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只能是夸夸其谈; 二则,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主义”,那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这样,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就都被张东荪排除。以人的生活为旨归,就只有“增加富力”一条路,“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2]32。
围绕“人的生活”,马克思派和张东荪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争论。正报记者爱世承认中国人多数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也承认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入手才能改变这一状况,但他进而指出,既要增进物质文明,也要按照适当方法分配物质文明,才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并且,即便是开发物质文明,也要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爱世和张东荪针锋相对,他强调: “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2]35资本主义绝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陈望道借用张东荪之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予以反诘。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明确写道: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么,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陈望道批评张东荪转而把资本主义作为“开发实业”唯一的路,揣测他的意图是先造成“文明”,再改造“文明”,是其先前观点的退步乃至变向。
邵力子认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不同在于用什么方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他深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况且,人的生活要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张东荪似乎只注重物质的方面,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也不曾得着人的生活。在邵力子看来,若不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论是内地还是都市,得着张东荪所谓“人的生活”的人会愈来愈少,并且,掠夺者因为精神上的“放恣”,也会成为“逸居无教的禽兽”。因此,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2]43。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从“人的生活”入手,围绕发展实业是否一定要用资本主义展开了争论。陈独秀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 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2]66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李达提出批评: “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 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限于‘循环定理’吗?”[3]208
陈独秀认为,欧美和日本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教育和工业,弊害已非常明显,“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45。针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这一问题,李季认为不仅存在“两重式”的资本家,“完全中国的”资本家也一样可怕。“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谈社会主义已是“缓不济急”[4]326。何况在李季看来,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中国不反对政治的人有旧派和新派之别。新派依据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a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把政治、法律和国家当作工具,但却“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而是主张议会主义。陈独秀把这种人视作马克思派的根本对手,认为应当特别提防,而在施存统看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不是懦弱就是伪善,因此,施存统“老是不承认”这种人是马克思派的朋友[5]。
在与改良派的讨论中,马克思派逐渐深化并统一了认识。以李达为例,他起初还比较踌躇,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由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6]。但两年之后,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来改造,李达的态度非常明确,并设想了无产阶级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亦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政策[7]。
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分歧则起于“人性”。几乎所有的政治信条和信念都建立在某种人性论基础上。人是自私的还是合群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本质上是道德的还是邪恶的? 人是政治的动物还是私人性的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影响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还有,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力量所引导,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社会环境所决定? 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由其所属群体塑造的社会性存在? 在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论战中,这些基本的哲学和政治议题都无可回避。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 况且,私有制造成了人的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就可以马上跟着消灭的。若没有强迫,以前不劳动的人不会忽然高高兴兴地去做工; 以前习惯了经济刺激才去劳动的人,没有刺激之后,又加上以前疲劳的“反动”,势必变得懒惰。虽然说艺术活动和创造性劳动不是强迫所能造成的,但是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难以消灭,于是,“不洁的”“很苦的”劳动没有了经济的刺激和法律的强迫,就没有人情愿去做。无政府派则以为,人类有劳动的天性,这是陈独秀也承认的,至于艰苦的、恶劣的劳动方式,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劳动时间减少来解决。问题还在于,若是制定法律来强迫劳动,这样的法律如何制定?关键还在于,“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8]22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 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地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9]对人性不大乐观,是马克思派的共识,如李达所说: “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10]
对人性的认识不同,特别是对人性与劳动、人性与法律等社会制度的认识不同,使得无政府派和马克思派虽然都主张用“强力”破坏旧社会,但在破坏之后,马克思派如陈独秀主张无产者“独裁”,有两个理由: 一是担心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 二是担心将来渐渐又生出资本家。无政府派如郑贤宗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既已失去了私有财产,也就变作无产阶级了,何来复辟之说? 并且,新的社会不但“生产机关”公有,“消费机关”也属公有,不可能产生资本[8]20。
从区声白和陈独秀往返的六封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争论集中在“自由与联合”及“契约与法律”两个问题上。针对无政府派一面主张绝对自由,一面又主张联合,陈独秀提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区声白则认为,联合与自由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唯联合才能有自由,唯自由方能联合”。就“契约与法律”问题而论,区声白主张废除法律,代之以自由契约。在无政府时代,固定的事用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由公众意见来解决。陈独秀对公众的构成质疑,对群众心理表示疑虑,认为区声白所谓的“信约”可能是个别人利用群众的盲目心理造成的。用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将会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11]。
这两个焦点,最终指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声白等无政府派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抗一切威权,反对国家,反对专政,反对组织和纪律,反对集中和领导,批评马克思派的主张既束缚个人的自由生活,也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予以回应。施存统坚持,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不是凭空“筑起”的,是先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还是先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12]381。这实际上是把手段和目的割裂起来,乃至对立了起来。在具体的运作中,就可能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扼杀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的追求。
按照马克思派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获得政权后,地位是不稳固的,倘不实行专政,政权容易落到资产阶级之手。为保障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通往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经过若干时期之后,没有了阶级,当然就无所谓阶级专政了。施存统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分为过渡期、半熟期、完成期等三个阶段,他强调,任何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谈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近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12]383。施存统认为,不能拿俄国现状来批判共产主义。俄国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而只不过是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施存统还说,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另一部分劳动者,但英国却是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若说前者是不正当的,难道后者是正当的吗? 不然,为什么反对暴力革命? 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许新凯用列宁和布哈林的话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这是“为自由而专政”,因而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君主专制”。革命是必须的,激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是“革命”。许新凯认为,因为政治势力的强大,主张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13]。不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再振兴工业办好学校,促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经济条件满足,才能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论战各方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每每用到比喻。马克思派的比喻尤其有趣。“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8]24。“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8]26。“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照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3]205。“所以打破资本制度没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不能拿着打破雏未成的卵来比喻的”[14]。这些比喻和修辞,与其说是强化印象的需要,不如说是逻辑自身的需要。逻辑离不开修辞,一切对于未来的想象都离不开对既有现象的借用,借用常常也不过是挪用而已。一方面是形象地说明,另一方面,在借用和挪用的过程中,未来意象的乌托邦色彩栩栩如生。
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中,“乌托邦”一词只出现过一次。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 “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但和古代教义不同,并且和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4]319 它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归于消灭。显然,这里的乌托邦意思不外乎空想。现代社会主义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所在,也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出路。
马克思派强调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头脑中“描写”理想,却未能“发现”实现理想的物质基础,所以只能是空想家。施存统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起来很好听,但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张东荪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想,提出“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另一个地方”也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在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派看来,这无非蛊惑人们不要讲社会主义,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业上。发展实业固然必要乃至重要,但如何发展,依据什么“主义”来发展,也需要认真考量。
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主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人相信有实行的可能,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问题在于: “这几种原理,绝不是一时可能达到的,只是渐渐与彼接近的。那些要想从现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事实上是断断做不到的。”[15]这样,相对于无政府派,马克思派表现出渐进的特点。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将其“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减去”,不可能采用根本改造的方法,将其“_煨媉立时消灭”; 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否认弊病的存在,弊病便“自然消灭”。他批评无政府派“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8]25。而在无政府派看来,马克思派缺乏想象力,“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以一偏之见来构思未来的理想社会,以其一偏之见来拟定改造社会的方法。无政府派批评马克思派不彻底,陈独秀回应道: 第一,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从何“彻”起? 只要懂得进化论,就不会有所谓彻底的观念。第二,强权所谓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与无道,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众所周知,乌托邦( Utopia) 既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好地方”。“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三个字合起来即为“空想的国家”,但正是这个“空想的国家”让人念兹在兹。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乌托邦情结开始萦绕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就是这种情结的突出表现。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无政府主义都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无政府主义“阶段”[16]。社会主义论战表明,陈独秀等人和无政府主义断然划清界限,完全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另一方面,一般性的乌托邦情结依然萦绕挥之不去。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是乌托邦,无政府派则预料马克思派势必沦为“恶托邦”。
如果说无政府派的乌托邦情结表现在对人性的信任,那么,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则表现在对意志的信任。“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4]315。这显然有“意志万能”[17]的意味。陈独秀提到“开明专制”,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该书提供了最早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构想。马克思派起初对无政府派比较友好,正是由于二者分享了共同的终极目标: 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则是因为后者把这种终极目标置放到即将到来的现在,因而“子虚乌有”。就此而言,马克思派比无政府派具有更大的乌托邦情结。
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还特别体现在李汉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上。李汉俊认为: “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市场上的争夺战; 而这混乱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要中国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18]李汉俊进而指出: “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以中国现在的环境又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路上走去的必要。”[19]对此,张东荪提出了“伪社会主义”的警告: “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所谓“伪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恶托邦”。
政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处境,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关切,人性的是与非也一再被提上讨论议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乌托邦的情结与反思。生活在当下,总会有“生活在别处”的念想,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别处”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恶托邦”。90 多年后重温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我们可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容而淡定,由此,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愈加凸显,《社会主义讨论集》的语义空间获得更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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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的苏俄认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的苏俄认知全文如下:
一般而言,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二者因价值取向之异往往被视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但历史的复杂性不能以表面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加以阐释。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绝对的相互对立乃至水火不容。相反,二者在思想资源、主要理念、追求目标等方面存在总体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会通之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相互交错与辩难的历史格局。
对此,本文拟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的苏俄认知为中心,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再做探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一方面,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危机,造成了国人印象中的"西方的分裂";另一方面,俄国革命与苏俄的成立更是给绝望中的国人指出了一条民族解放的新路,随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正当权益的公开践踏更是加剧了国人学习西方样板的转移,即倾向于"走俄国人的路".由此,五四前后,一股"苏俄热"在中国兴起。对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当时在美留学的胡适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二月革命的成功使胡适认为"俄国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事,不可不记。"他还欣然赋词一首: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对新俄的热切希望是寄托在俄国走自由民主之路的基础上的,但随后的十月革命则使俄国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十月革命的赞赏不同,胡适对十月革命没有太多的直接评论,自由主义与实验主义立场使他对苏维埃俄国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了审慎的观察态度。
1920年代,受军阀混战时局的压迫和"革命"风潮的影响,注重点滴改造的胡适不时流露出与其稳健立场不太一致的"抗争"意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传单被捕,胡适激于义愤,在《"权威"》诗中写道:"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我们要造反了!'"不久,胡适又在《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中称赞四烈士是"英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胡适直接套用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来行文,显见其思想受世风影响之一面。
1921年双十节,胡适甚至直接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922年,胡适虽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又说:"可改良的,不妨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见,当"恶势力太坏"或和平改良毫无希望时,胡适并不完全拒绝革命。胡适渐进思想中的"激进"趋向成为他持续关注苏俄的内在心理依据。
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群体最初是一批自由主义者的聚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逐步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道路,胡适则坚持"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启蒙立场。尽管社会改造立场与方法不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仍关系密切。
1919年,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的"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
1922年5月胡适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商议"好政府主义",他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对此,陈独秀在1923年的《前锋》上撰文回应,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而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这一时期,胡适还毫不避讳地与苏俄来华的官方人士进行接触,他与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以及伊凤阁等人关系不错,还与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俄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有所交往,又与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编辑、远东电讯社驻沪记者、"俄国鼓吹机关代表"霍都洛夫久谈中国政局,认为后者的观察"颇不坏".胡适与苏俄人的交往与态度赢得了越飞的好感,越飞一度称胡适是"我们的朋友".胡适的言行指向,诚如论者所言:"胡适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说,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与苏俄和中共走得相当近。"
1924年的国共合作及随后兴起的国民革命迅速改变着中国的政治局势。由于与苏俄日益"趋近",胡适拒绝加入1925年知识界的那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讨论,并以实验主义立场批评许多学者在"反赤化"问题上的"武断".1926年前后,胡适个人的思想亦逐步由个人主义向民族国家立场转变。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从思想启蒙走向政治解决,从个人主义转向集团主义,胡适迈出的步伐可谓不小。
循此思路,胡适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欣赏。胡适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主义的流弊,强调社会主义是对个人主义进行补救的好方法,并誉之为时代的潮流。他说:"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解决此问题的两种办法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
胡适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表示了惊讶与乐观:"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由此,胡适正式宣告:"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胡适对社会主义大加赞誉,并将其归入"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为他随后的苏俄观感定下了基调。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莫斯科,停留了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还与于右任、蔡和森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会谈。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使胡适对苏俄发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对苏俄有计划的政治、教育和苏俄人努力奋斗的精神称赞有加。他谈到,苏俄人在"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对于胡适一直耿耿于怀的苏俄的"狄克维多"制度,梅里姆向他解释说:"苏俄虽是狄克维多,但他们确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听了这番话,胡适竟表示"此论甚公允".在教育方面,胡适认为苏俄人"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胡适还观察到,苏俄人有"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奋有为的气象'","他们的意志的专笃","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胡适由此感叹:"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胡适表示这就是他的"新的兴奋".胡适对苏俄的"新评价"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与徐志摩、任鸿隽、徐新六之间一场小规模的争论。然而,此时的胡适,已"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可见莫斯科之行对他触动甚大。
短短三天的莫斯科之行,胡适的思想为什么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呢?
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受世风、语境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倾向.从学理上看,影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主要是主张调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允许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调节和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有论者指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中。"这一特征也明显体现在胡适身上。胡适公开声称自己主张"新自由主义",即"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与向往是早有思想基础的,胡适正是在苏俄看到了他想看、喜欢看和期待看到的东西,所以不由得发生"新的兴奋".
另一方面,胡适对苏俄的称许立基于其实验主义立场。他在致张慰慈、徐志摩等人的的信中一再强调:"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苏俄的大规模建设与实验触发了胡适对中国国家崛起的信心与幻想。其情境正如徐志摩所言:"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此外,胡适泛化的"西方"观念也影响了他的苏俄观感。近代以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胡适常被视为"西化"的代表。在胡适思想的前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他心中的'西方'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区别美英模式、苏俄模式甚至日本模式,尽管他内心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美国经验'.他心中的'西化'模式指一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包括不在欧美的日本),它们对中国来说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正是从这种"泛化"或广义的"西方"观念出发,在胡适那里,学习苏俄实质上就是学习西方,而且是"最新"的西方,经梅里姆"苏俄的专政可经教育转化为民主"观念的点拨,胡适认为,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如何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也不可能全面认同苏俄的暴力革命与政治意识形态。胡适表示:"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可以认为,胡适推崇或欣赏的是苏俄的社会建设或社会政策,而对作为国家制度层面的苏俄的暴力路线和极权政治并没表示赞同,最多不过是容许实验的低调包容。虽然胡适在"激进的"道路上已走得稍远,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完全放弃其自由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离开莫斯科后,胡适对社会主义及苏俄的"新的兴奋"并未立刻扫除。在西去的火车上,俄国外交委员罗森斯坦告诉胡适,英美虽尊崇自由但表里不一,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名副其实,胡适认为"此言却甚有理"瑑瑡?.1926年10月,胡适在英国专访罗素,罗素旧调重弹,认为像中国这样农业落后的国家,民主制度实不相宜,倒是苏俄的Dic-tatorship(专政)最适用。胡适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则说,那只好牺牲一点了。
胡适听后虽觉"奇怪",但却表示"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可见,出于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自立的向往,胡适对苏俄的"专政"保持了相当限度的"容忍".随后,在英国的一系列演讲中,胡适反复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1927年,胡适在美国的考察中注意到,美国社会"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可见",美国社会似乎也在朝着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方向走.向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胡适对社会主义如此高度推崇,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胡适的基点是将社会主义纳入西方文明的范围,他的立场仍不脱自由主义。
1930年代前期的胡适继续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欣赏。
1930年9月,胡适在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有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亡友,李大钊先生位居首位。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他称颂"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胡适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在他主政的《独立评论》上,亦不时有认同和肯定苏俄建国的文章发表。
在1933年爆发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胡适虽始终站在民主阵线一边,不过细察他的言论不难发现,胡适实际上是将"现代独裁"政治视为比民主政治更高的一个阶段。他称赞苏联的"现代独裁政治"是"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它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谱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发展,即他一贯欣赏的"民主政治社会化".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英文讲演,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他指出,俄国大革命使西方文明的许多基本制度遭受了重大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全面的怀疑,人类的文明将何去何从呢?胡适明确表示:"我们若把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并非外在于西方文明的异己成分,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是完善其民主理想的逻辑必然,只是对其早先有点过于个人主义的民主理念的补充,不是更合理么?"
1934年底,胡适在概括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势时又说:"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英国工党的两度执政,而"欧美国家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至此,从自由民主立场出发,胡适坚持认为苏俄与西方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甚至在平等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欣赏达到了巅峰。
胡适的上述判断显然受到当时国际背景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苏俄一五计划的成功恰成鲜明的对比,德意日法西斯的先后上台似乎在短时期内也展现了一种民族国家的"新气象",这些均是促使胡适继续保持其"苏俄认知"的重要因素。但胡适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主因,诚如论者所言,无论如何,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他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美苏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曲线在走美国路;而且美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期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可见,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并无批评之意,反倒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对西方个人主义、民主理念的纠偏与补充。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同时也暴露了苏联政制之内在缺陷。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对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出现的对自由与人权的破坏、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失望与不满。
1937年,胡适写道:"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此外,1930年代后期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其无视他国利益的军事与外交行动也加速了胡适与苏联的疏离。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苏军对波兰的进攻使胡适由失望而愤慨。他在日记中指出,苏联的军事行动是对波兰赤裸裸的侵略,其行为与德国无异,"可以使欧战完全变更性质!"恰在此时,胡适的导师杜威出版了《自由与文化》一书,以其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包括德国和苏俄在内的一切极权主义.很可能受杜威著作的影响,胡适在1941年于密西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读为"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是"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战争".这种"民主与极权"对立的二元政治模式成为此后他批评苏联、观察世界局势的基本理路。由此开始,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
在此后的一系列讲演和文章中,胡适公开批评苏俄的极权政治。
1947年8月,胡适抨击俄国大革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并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胡适批评苏俄领导集团"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并坚信"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1948年,胡适继续批评苏联缺乏政治自由。他说:"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看见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20世纪40年代胡适对苏俄认知的"转向"可以从世界局势演变与胡适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个角度得到说明。
1930年代,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德意日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并对外侵略扩张,苏俄国内的大清洗运动及对外的霸权行径也挑战了胡适的底线,世界局势的演变使胡适心目中的"大西方"发生了分化。因而,在政体选择面前,深受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胡适自然偏向了英美的民主政体。此外,《雅尔塔协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使胡适对苏俄的侵略行径异常愤怒。他在致周鲠生的信中写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的东三省的被拆洗……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胡适对苏俄的强权政治极度失望:"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绝大的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
不过,1940年代胡适对苏俄政制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抛弃。
1947年,胡适仍然强调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理想目标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虽然避开了"社会主义"字眼,但联系胡适此前的言论,二者在他那里意思等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升温和对苏俄的批评加剧,胡适最终抛弃了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
1953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时指出:"Hayek此书,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为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近十年来,我渐见此意之不是,故蒋廷黻兄提议我们发起一个'社会党',我不赞成。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的信条。"二战后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及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使胡适完全否定了自己"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的说法。
1954年,胡适对自己当年表达的"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表示"公开忏悔".他指出:"我们可以说:现在抛弃社会主义而归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瑓瑡?就这样,对社会主义一度钟情的胡适,在美苏两级对峙的世界格局影响下,最终回归其自由主义立场。
苏俄与社会主义潮流对近代中国各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受此影响,胡适对苏俄始而逐步"趋近",继而被"强烈吸引"以致一定程度地"激进"与"左倾",最后终因苏俄政治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及其对外的扩张行径,促使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并在1950年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梦想。
胡适的苏俄认知虽始终以其自由主义思想为立足点,但社会主义则是他多年关注苏俄,并对苏俄寄予厚望的重要因素。胡适苏俄观之演变,反映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错与纠结。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的重要资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造现代中国历史图景的重要价值源泉。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反映出"自由民主"与"公正平等"始终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以割舍的追求,并由此影响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
从自由主义的政治运作来看,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注重平等的诉求,但并没有以此作为凝聚社会力量、实行政治动员的符号,"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终究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却无法成为激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帜".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又将其转变为可以简便操作、根本解决的社会动员方式,从而最终战胜了诸多"主义",完成了中国社会的重大政治与思想变革。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运作方式又恰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历史就这样诡异地展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情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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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系统,指的是由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行业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的针对某一个方面的应用的智能集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技术含量及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智能化的概念开始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相继出现了智能住宅小区,智能医院等都以智能化建筑为基点生发开来,因此我们通常提到的智能化系统,都说智能化建筑系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住宅及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述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智能大楼的浪潮渐趋平静之时,智能住宅小区又掀新潮,形成了住宅的新卖点。智能住宅、小区是住宅、小区发展的方向,美国、日本、新加坡都有根据这些标准建立的智能住宅和小区的示范工程。住户是推动智能化工程得以实用化和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智能住宅 智能化功能需求的依据
在智能大楼的浪潮渐趋平静之时,智能住宅小区又揿新潮,形成了住宅的新卖点。智能住宅和小区通过媒体的宣传,为人们描述了梦幻般的理想新生活。通过计算机通信网络,人在家中坐,购物,教育,娱乐,医疗,人们聊天交往等等一切生活的需要都能解决,且保证住宅环境舒适,而且节能……。然而,1999年中国首次网络生存测试的结果,表明了当今中国的现实:我们憧憬的、国外来宣传的,还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能得到的;技术上能做到的,在社会上并不就可普遍推广的,当今的购房者中很多似乎并不对住宅的“智能”给予热情的响应,他们首先还是考虑价格和住宅是否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户型、环境、交通条件、面积等等。有些智智能住宅小区的先行者花了大力气开发了网上信息服务,不好用,故很少人用。但可喜的是,我们也见到有的小区,坚定不移地终于走出 了一条路,E社区正在深入人心,健康发展。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新技术应用到家庭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是新技术深入家庭是历史的必然。本文作者希望将自己在从事住宅小区智能化工程的一些思考陈述于后,供同行们参考,更希求得指正。
智能建筑是建筑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智能建筑并非仅指大楼和楼群,它有着更广的涵义。而智能住宅、小区并不是智能大楼在规模上简单的缩型,也不是智能大楼的发展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延伸。
智能住宅、小区在国外历经了80年代初的住宅电子化、80年代中的住宅自动化到90年代美国的“智慧屋”(WH)、欧洲的“聪明屋”(SH)的住宅智能化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表明了智能住宅与智能大楼的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
住宅电子化表明了采用大量电子技术的家电进入家庭,住宅自动化表明家用电器、通信设备与安保防灾等设备在家庭中的功能综合一体化。住宅智能化表明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进入了住宅,使家庭中的家电、安保防灾和各种通信(话音、数据、图象)设备通过总线技术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其中,家庭总线技术是住宅智能化技术的核心。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有了各自的家庭总线标准。日本、新加坡有适用于大型居住区的总线。美国、日本、新加坡都有根据这些标准建立的智能住宅和小区的示范工程。中国住宅的开发基本都是小区的形式,因此,当我们谈到小区智能化的时候就隐含了住宅智能化。
中国智能住宅小区的发展与国外有所不同,是藉助于智能建筑的概念和借鉴国外家庭总线技术,趁住宅产业蓬勃发展之机而兴起。而今智能住宅小区示范小区遍布全国,用于住宅、小区的智能化的产品开发也遍地开花。
综观国内外的智能化的住宅小区,都具有如下共同的功能特征:
1.住宅内部具备综合了安防、防灾措施与生活服务的智能控制器,住宅与小区和社会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交互能力。
2.小区内部具备完善的安防措施,全面的公用设施监控管理和信息化的社区服务管理。
3.为小区内住户提供多媒体的多种信息服务。
一个完整的小区智能化系统如图1所示。应加以说明的是,小区的不同个性,会对智能系统的功能有所取舍。作者认为,根据小区的实际功能需求而确定其智能化系统才是胆智的规划、设计。实践表明,单纯追求技术的完备性、先进性的后果,是资源的浪费。
总的来讲,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是智能住宅小区的必要条件,即实施了智能化工程的、并能发挥出智能化的效用的住宅小区才是成功的智能小区。务请注意,智能小区是一个特指的名称而已。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住宅是小们最根本的生存空间,是们逗留时间最多的地方,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住宅的功能范围亦在发展,但我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住宅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居住。今天,信息正成为人们生存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进入家庭使住宅、小区能够具有如图1所示的功能。但现代人对住宅小区的功能要求是综合性的,并不仅限于信息技术方面,更何况人们对新技术的接收和应用会有一个过程,这不仅受认识限制,还受到经济上的以及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我们在实践中感到,当从事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建设时,一定首先要了解现代人对住宅、小区的功能需求,才能更加适当地认清智能化系统的作用。一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必然地仍是以居住舒适为第一要义,它一般应满足如下要求:
1.居住性:生活空间分配合理,居住气氛浓厚,做到公私分离、动静分离、居寝分离。具体是起居厅、餐厅、厨房集合在一起,形成公共活动区。小区内有适宜的公共活动场所,或在楼上有空中花园以增加邻里交往,增加居住气氛。
2.舒适性:它包括平面空间尺度、视野、登高(高层楼的交通)、采光、通风、日照、噪音、内部装修、温湿度等等。
3.可持续发展性:从小区来讲,小区应与环境共生,保护资源,获得能源效益。对住宅而言,除对核心部定位外,其余空间作为卧室、餐厅等可以灵活再分隔。它不仅能使居民能参与设计,也为再改造提供了可能。
4.生态环卫性:是条目3的自然性方面的表现,这包括了外环境和内环境。
①使人居住在绿色环境中,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小区绿色,住宅绿化。
②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再处理、再应用,以不破坏自然生态。
③住宅内环境质量:厨卫设备布置紧凑,管线隐蔽,废油、气、烟排除畅通,建材的有害物质的防护等等。
5.节能、节地:
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性的一面,多层住宅(鼓励二类高层),合理的体量与围护结构,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等)和新型材料的应用等。
6.安全性:必须是人与技术措施相结合。
①防盗要求:多层次防范,从边界防范、区内电视监控到住宅内的防盗。
②突发疾病的呼救。
③灾变(火灾、风灾、地震)的应急措施。
④可燃气体泄漏报警。
7.方便性
①交通:住宅或小区所处位置,小区内部道路布局和区域标识。
②各种配套设施:
·小区内部商店、文娱场所等服务设施。·周边环境的商店、医院、餐厅、学校等等服务场所。
③通信:电话、电视、计算机通信
从上述7个方面和上节所述我们看到,智能化系统是现代住宅小区不可缺的,但相对住宅小区所需要的功能,智能化系统所能担当的是有限的。智能化系统是为住宅、小区更加好地发挥效用服务的,是提高居住质量的手段之一,是住宅小区的配套设施。但是,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它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我们认为高档次的住宅小区不宜搞低档次的智能化系统,反之低档次的住宅小区不宜搞高档次的智能化系统。
智能的直观定义是在给特定的环境与目标条件下,正确制定策略并产生行动来实现目标的能力。社会智能的定义:人类群体在实现共同目的过程中分工与协作的能力,正确决策和实施的能力,现今一切人工的智能都是以人的智能为原型的。
4.1对照智能的上述定义,我们认为应从更广阔的概念上来理解小区的智能,即智能小区的智能并不是靠智能化或弱电专业就能实现的。
住宅及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述评论文
下面略举几例以说明之:
①住宅的舒适与房间的空间和采光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房屋的进深与层高之间设有一个恰当的设计,那又怎么会使用者的舒适和工作效率呢?这当然由建筑设计来考虑。
②空调和电采暖器可以在住宅内营造室内舒适的小气候,但它绝不能代替人对自然通风和阳光的亲近和需求。而它们的能耗如不加控制,则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有专家统计过,以每户空调、采暖耗电1-4KW计,则仅长江流域的此项用电约为2亿KW,相当于11个三峡电厂的装机容量。又据专家测算,采用新型建材、新型空调设备以及对住户加以指导,长江流域年能耗可望降低50%。又有专家研究认为,将生物气候学原理应用于高层住宅,则可以节省运转能耗的40%。
③住宅热水器供水系统,常有长的管路且其保温措施常被忽视,结果往往要等一段时间才有热水放出。显然,这既浪费时间,还浪费水和天然气资源,亦降低了舒适性。
④住宅小区一般都注意到室外人们的交往空间,但往往重视其物质环境,如设置草地、流水等。但,对其心理环境重视不够,结果命名物质环境利用率低下。如:某住宅小区建设了一块草地,供居民休憩交往。但,它未经良好布置,并处于四周住宅窗口视线交汇之下,又为了住宅安全,场地围以铁丝网。结果,此处几乎无人。因为身居该场地中的人们感到如被囚禁般的不自在和被人们窥视的恐惧。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好的住宅不区应是在建筑专业统筹下的相关各专业分工与协作的成果,是全体专业的智能的综合。光靠智能化系统,是达不到“实现快捷高效的超值服务与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的实际效果的。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所谈的智能住宅小区是一个特定涵义的称谓而已,就象绿色住宅小区、生态住宅小区等称谓一样,强调该住宅小区的某种特点。智能住宅小区仅只表明了它上具有现代信息技术设施的住宅小区而已。
4.2智能化系统本身若只考虑技术、设备而欠考虑其应用对象,则我们认为其智能是不足的。例如:
①在紧急呼救功能的实现上,很多采用一只固定的紧急按钮,甚至装在进门处。考虑较周到的是每个房间都装。但这对于有心脏疾病的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紧急发病,而家中无人时间较长,就不适用。我们认为采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紧急按钮为妥。
②为防盗而对窗子进行监控时,常见对每个窗都装门磁开关或红外双鉴探头。我们认为应该根据楼层和住宅的外观来考虑盗贼从窗口入侵的可能性以确定装不装,在哪个窗装,还是每个窗口都装的问题。多装会增加初投资,增加了误报次数,增加了工程质量以及以后的维护工作量。例如:一个800户的小区,每户平均有四扇窗,每窗一个门磁开关,则需购3200只门磁或双鉴探头。又假设每个开关或探头误报率为每年一次,那么就几乎平均每天可能有10次误报警出现,后果如何则可想可知。这样的系统该不能说是智能的吧。
住宅小区的建设尖以人为本,即为住户服务好。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也须如此,以使住宅小区为住户服务得更好。
5.1智能化系统是高科技的系统,我们不能因此而使以人为本的目标有所减弱,即必须明确技术为人服务这一准则。也唯如此,技术才有市场。智能小区内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各人的职业、文化爱好、习惯不同,各家的经济情况不同。因此,小区智能化系统服务对象差别很大,比之智能大楼更为复杂。在这众口难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小区内住户作一统计分析和归类,据此考虑智能化系统的具体功能系统的实施,一般可分成如下三类:
①属于智能化系统的基本要求、技术条件成熟且性能价格比合适的,列入普遍实施的项目,一般有:防盗报警、紧急求助、消防报警、出入口控制、煤气防泄、语音通信、有线电视、三表出户、公共场所监控、边界防范、巡更。
②技术条件成熟,但费用较贵,操作也较复杂,有相当部分住宅不愿使用的,作为可选项目,一般有:对家电的远程控制、网上炒股、影视点播(VOD)、国际互联网上网、一卡通等。
③技术条件复杂或不成熟者,或外界环境尚不完备者,或投资成本太高者,则暂不实施。如:远程急救诊疗,这在我国涉及法律责任和社会环境条件目前尚不具备。又如:网上购物、网上教育,国内大多数地区社会大环境尚不具备。又如:集中空调系统,涉及投资太高,冷量分摊计费复杂和住户的观念等问题。
根据以上三种情况,智能化系统中心站的实施必须首先满足住户基本和可选项目的要求,并考虑今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外界大环境的改善,逐步将暂不实施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新项目予以实施。有些房地产商布了电话线、结构化布线,再加有线电视就号称是智能小区,显然是炒卖点而已。有些房地产开发商虽原先考虑智能化的技术较多而忽视了住户需求而交了学费,而今就能较周到考虑,使住户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真实的物超所值的智能化服务,自身也获得美誉。
5.2我们感到要保证智能化系统规划、设计、实施以及运行良好,必须要有掌握好智能化系统的人才。智能小区智能化的实施是一个系统集成的过程,在这个集成过程中,各有关的技术、设备、材料最终构成了具体的符合该住宅小区需要的智能化系统,人在集成过程中起着决策者、组织者、管理者、实施者的重大作用。由于建筑智能化系统在我国历史很短,还缺乏工程经验,因此,也更缺乏实施智能化工程的人才,在实践中培养和使用人才就十分重要,不仅要有规划设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施工组织和管理的人才,具体动手安装操作的人才以及运行维护的人才。
建筑行业向来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高科技性的工种是弱项;集成商亦是近几年才出现,他们原多偏重计算机网络集成,很多是有集成之名,行销售之实,缺乏施工组织、管理和工程实例协调的实践,即使有些赫赫有名的外国大分公司亦是名实不符;而许多物业管理公司也是原来的房管局等机构演变而来,他们要维护好、运行好也确实存在困难。凡此种种造成小区智能化系统不能一次成功开通,开通后运行维护纠纷不断的现象。可喜的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已有一批高素质的智能化集成公司崛起。从总体上考虑,由房地产公司或物管公司来运作智能化系统是难度很大的,专业从事社区服务的智能化公司可能是解决智能小区增值运行的一个途径。
我们认为,住户是推动智能化工程得以实用化和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住户是服务的对象,没有他们的需求就没有智能化系统的立脚之地。我们不应把们看成是消极的推销对象,而应该引导他们成为智能化工程的积极应用者和管理的参与者。更应看到不断满足他们的新的要求,将使智能化系统充分发挥作用,获得服务增值,从而推动智能化系统向新的高度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作者的经验是建易用难,用好更难。这要求我们把“服务”而不是“管理”,更不是其他,放在智能化工作的中心。这样,智能化才能持续地向前发展。作者的个人经验,提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有一个很有进取心的技术班子,他们不是消极地智能化系统的维护人员,他们能主动地要不断跟踪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跟踪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并将它们应用到小区的网络信息服务上。
其次,信息服务要有针对性的,以生动的方式展开,从和居民的基本要求、切身利益相关处入手。
第三,要有一个良好的健全的物流组织来保证信息服务的实现,使“网上点击”“E社区”“E生活”给住户真正带来方便、实惠,人是不可能生活在“虚拟”中的。
第上,最至关重要的,从小区建设期的领导到小区管理期的领导始终如一地坚信并坚持支持和参与智能化系统的工作。因为唯如此,才能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使虚拟的E社区回归到现实社区。
使智能化变成为寻常百姓油盐柴米密不可分的“傻瓜”技术。这是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它要求真正想建设智能滤我的领导者、从业者不断坚定信心,总结经验,虚心谨慎地探索用户的需求心理,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用户和服务用户。例如:西南交大房产公司,他们在1996率先在四川、成都提出智能小区概念。其建设的智能小区一期,做到了光纤到楼,综合布线到户,建立了计算机管理中心。然而,上网户数仅只占住户总数的5%。智能小区二期,他们坚持每周组织住户举办家庭自动化设备的操作、计算机操作、上网、炒股等讲座。在暑假,举办少年计算机夏令营,不定期和计算机公司一起举办区内展示会等,使得上网的用户不断增多,现在达到了20%住户入网。
交大智能小区三期、四期,从城市大环境,从投资效益,从方便住户和三网合一的趋向,考虑将小区网络形成改为HFC,大胆取消了综合布线系统。这是充分考虑了住户必看电视而不一定要用计算机这种现实。但,若住户要入网,CABLE MODEM就可,CABLE MODEM以租用户式担供,2年后即归住户所有,这种用户有一种认同感,一种自主感。2000年9月开始实验小区网上购物服务,为住户集体购买米、油等日用品,并以低于超市价格送货上门,受到住户热烈欢迎。该小区的智能物业服务体系已现端倪,电子商务的良好开端显示了高技术平民化的魅力和威力。该计算机管理中心已发展成为一个公司,从事滤我智能产品开发,系统设计和集成等业务,做的工程已涉足到沿海。
智能住宅小区与智能大楼虽都属智能建筑范畴,但却是有它自己的成长发展道路,它的智能化系统各有特点。智能化是专指信息技术应用,现代住宅小区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智能,现代人对住宅小区有着除信息需求之外的更多、更综合性的物质的、生理的、心理的要求。各个专业都在为住宅小区的舒适、安全、便捷作出贡献。一个令人不满意的住宅小区必定不是智能住宅小区。智能化工程必须以服务好住户为前提。建设过程的每一阶段都需要专业人才,都需要专业的管理和质量把关,系统建成后其维护和推广使用不仅是管理人员的事,还应发动、组织住户参与。因此,住宅小区智能化是一项以人为中心的系统集成。
本文最终探讨了智能化的持续发展的基础,乃是希望以前“仪表化”“计算机化”的只见技术、只见设备的覆辙不致重蹈,希望“功夫还在功夫外”,千方百计把系统用好,用出效益——给住户带来现代信息技术的享受,给建设者、管理者带来技术上、经济上的收益,最终为推动我国早日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做出贡献。作者斗胆断言:小区智能化的生命力,它的持续发展,必将体现于智能物业服务系统。作者又认为:住宅小区智能化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完成了它的襁褓期,到了该独立行走如何回报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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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声乐艺术也随之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民族声乐作品作为声乐艺术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演唱手法、曲词创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民族声乐艺术特征,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研究述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读秀知识库及维普数据库这四大中文资源库中搜索到,1991年到2014年发表的关于孟勇的学术论文19篇,其中学位论文两篇。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孟勇作品的艺术特征宏观上的研究,二是对孟勇某一作品的艺术特点和演唱技巧的探析,三是孟勇艺术经历、创作历程的相关介绍。
作曲家孟勇被誉为“青歌赛高产专业户”。其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他合作的歌唱家、歌手更是数不胜数,既有李谷一这样老一辈的歌唱家,也有宋祖英这样一辈的优秀的歌坛中坚力量,还有唱着他创作的歌曲从青歌赛脱颖而出的雷佳、严当当、陈莉莉、王庆爽等青年一代。然而,学术界还未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和演唱进行广泛地讨论与研究。
本文以“孟勇”和“其他作曲家”声乐作品艺术特征及演唱为分类依据,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分类,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详细述评。
中国著名作曲家孟勇创作了恒河沙数的声乐作品,他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也获得难以计数的奖项。然而与之难以计数的奖项不相称的是,系统地研究其声乐作品基本特征及整体艺术风格的文献却寥若晨星,但是这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也可按各自的研究视角及维度进行分类论述。
(一)宏观把握,全面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饶荣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探析》中,以孟勇的学习、艺术经历及艺术创作成果为切入点,从“曲名新颖”、“取材丰富”、“运用本土音乐元素”、“词、曲结合完美统一”、“作曲技法新颖独特”等 7个方面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论述。又以孟勇的8首作品为例,从情感解读、润腔技巧的运用和演唱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研讨,进而对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最后深入对孟勇声乐作品在教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
这篇文章中的“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这一部分涉及到“曲名新颖”、“取材丰富”等7个方面,但仅仅重点深入的分析了“词、曲结合完美统一”这一方面,其他方面都未能深入剖析。在“取材丰富,韵味独特”这一部分中,根据孟勇在作品创作上运用音乐素材的不同将孟勇声乐作品分为以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为题材、民间故事为题材、现代生活内容为题材、地方戏曲音乐为题材的四类,是一种可取的分类方法。对声乐作品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先将作品分类,通过对每一类作品的研究,来探析其艺术特征是一种好的研究思路。笔者将继承并发扬这一思路,对孟勇的声乐作品进行更科学的分类,以类别为基点深入地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文章对于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的分析,情感解读、演唱处理都很到位,不难看出作者对8首代表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作曲家对作品的演唱要求了如指掌。笔者曾对孟勇进行访问,掌握了孟勇具体的学习、艺术经历,每首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演唱其作品的一些要点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参考价值较高。
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在宏观上把握分析的学术论文还有张佳发表在《音乐大观》2013年第9期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和李咏云发表在《歌海》2014年第4期的《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特色探析》。张佳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一文对孟勇作品《阿妹出嫁》和《山寨素描》进行音乐本体分析,然后从“在歌曲选材方面”、“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三个方面研究孟勇声乐作品中的民族特色。
笔者认为,孟勇很多声乐作品都是以湖南的山水人情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曲式特征上,孟勇很多作品都是典型的民族调式。而且其创作常常采用湖南民歌的主题旋律作为作品的主题动机旋律,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主题乐思,因此旋律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张佳重点论述了孟勇作品曲式结构灵活新颖,调式调性转换频繁,而没有抓住作品曲式特征上的民族特色来进行研究。曲式结构包括了歌曲的曲式特征和结构特征,“多元化的结构特征”不能与“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并列,而且“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部分也并没有研究孟勇作品结构上体现的民族特色,而是概括孟勇的创作特征。文章没有充分的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结构混乱,逻辑不清。
可见,关于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及其作品的演唱艺术的系统的研究是相当匮乏的。
(二)微观切入,精深剖析
对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深入探究更是不容忽视。学术界也有关于孟勇《阿妹出嫁》、《斑竹泪》等具体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的研究。本节选取两篇研究歌曲《斑竹泪》的艺术特征和演唱的文章进行对比评述。
王芳发表在《安徽文学》2012年第10期的《泪洒斑竹潇湘情――对歌曲<斑竹泪>演唱教学的思考》一文,以歌曲《斑竹泪》的演唱教学为出发点,引出作者对此作品的思考。文章首先从歌曲的时代背景和结构调式特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分析之上,强调了歌曲中的气息运用,引用沈湘教授所言的“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着重体现了呼吸在歌唱中的重要性。同时,以歌曲的情感变化为线,串连了不同情感之下呼吸技巧的变化规律,也顺势引出了歌曲之中语言和润腔技法的运用。最后指出演唱者要想唱好一首声乐作品并达到歌曲演唱的一定境界,歌唱处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进行反复的推敲和研究,将自己的实践体会融入到歌曲演唱中,才能更好地诠释作品。
谢菁、胡建军发表在《黄河之声》2009年第3期的《泪洒斑竹瑟鼓湘灵――谈〈斑竹泪〉的艺术特色及演唱技巧》一文,以《斑竹泪》歌曲的创作背景故事为引子,对歌曲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剖析,首先指出了此曲曲式的结构图,并分析说明此曲主调为商调式的写法,运用了三个调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作者再根据自身演唱的切身体会和感悟,特别是对歌曲中润腔的处理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以上两篇文章都以歌曲《斑竹泪》为研究对象,都从艺术特征和演唱技巧进行分析,但是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是王芳与谢菁、胡建军在文字功底、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的本质区别。在文字功底方面王芳的论述更具口语化的特点,而谢菁、胡建军的表述则更具学理性语言的特点:精确、深入、简洁。在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谢菁、胡建军的文章具有更强的严谨性和学理性,整篇文章在写作逻辑思维上更具有质感。两篇文章都对《斑竹泪》的曲式结构进行了分析,谢菁、胡建军的文章中调式转化结合曲式结构图直观的体现出《斑竹泪》中调式特征与曲式结构的综合发展。而王芳的文章则以语言叙述为主,在歌曲结构和调式特点的论述上较为抽象,意义表达较模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谢菁、胡建军的文章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孟勇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地展开,但研究之深度和力度仍显浅薄、苍白,也缺乏专门、系统地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因此,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和研究价值。
在中国音乐界,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非常多,如王志信、徐沛东、印青等,他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声乐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曲家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浙江师范大学黎莉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印青歌曲的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中,先按时间顺序介绍印青的艺术生涯,通过列举印青在同时期创作的各类题材的作品来回顾其歌曲创作历程。接着对印青歌曲作品进行分类以及本体分析,概括出印青歌曲基本创作特征。文章将印青创作的歌曲作品分为三大类:主旋律歌曲、军旅歌曲、其它社会题材的歌曲。选出印青具有代表性的四首作品从调式调性、和声、歌词、曲式、创作背景等方面进行音乐本体的分析。文章认为印青的歌曲有“歌词与音乐的完美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通俗化与艺术性的融合”、“艺术风格‘精、美、真’”这四个创作特征。再从“演唱中声乐技巧的运用”、“与伴奏的配合”、“情感处理”三方面入手,对印青歌曲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对印青在创作之外的其它社会影响及贡献作了简要介绍。
文章中对印青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这一部分是最为出彩的。一方面,分析的四首作品选取得很好,四首作品都是印青流传度很广、评价很高、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并且它们是不同的四种风格。《走进新时代》是典型的主旋律歌曲,它反映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政治气息厚重,时代感强,是祖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赞礼。
《天路》是一首有着浓厚西藏地域风格的创作歌曲,有着西藏山歌的特点,可以称得上是西藏的新民歌。《西部放歌》是西部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有一股浓浓的西北信天游的味道,民族色彩厚重。而《芦花》则是一首抒情的艺术歌曲。所以文章选取的这四首作品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文章对作品的分析全面到位,从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到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节奏再到歌词,条理清晰、分析深入透彻。除此之外,文章对印青歌曲创作特征的总结也比较全面且对每个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印青歌曲的演唱分析方面,文章从演唱中的呼吸共鸣、咬字吐字、音色音量、速度节奏以及与伴奏的配合,情感的处理这些方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走进新时代》、《天路》、《西部放歌》、《芦花》四首作品的演唱,理解深入、思路清晰。所以文章有很多的可借鉴之处,值得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路敏在其2014年学位论文《王志信民族声乐作品风格及演唱研究》中,先简单介绍了王志信的艺术人生,并对其主要音乐创作进行分类,文章认为王志信的声音作品根据创作题材可分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现实题材、古诗词题材和借物抒情题材四类。然后归纳出王志信声乐作品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的风格特征,并对这些风格特征分别进行了剖析。再对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分别选取王志信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风格的代表作品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这三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王志信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贡献。
整篇文章内容充实、结构层次很清晰,各级标题高度概括了各部分内容而且用词准确,语言耐人寻味。文中“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研究”这部分以不同作品为例,每个作品都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得文章结构很规整,很可取。在分析作品的同时紧扣前文论证的民族性、时代性、多样性的风格特征的意图也是很好的。但是某一首作品所体现的风格特征一定不是单一的,要演唱好一个作品应该要全面把握好它的风格特征,文章从民族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时代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多样性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三个方面来论证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的这一思路笔者不敢苟同。而且文中所选取的《兰花花》、《昭君出塞》、《孟姜女》是三首风格类似的作品,而文章却将他们分别归为三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笔者认为有些欠妥。
湖南师范大学李霞辉在其2014年的学位论文《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与演唱风格研究》一文中,先介绍了徐沛东的创作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接着从戏曲元素、民间歌曲、方言三个方面来分析徐沛东作品的民族性,然后分析了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的结合,最后从演唱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表演实践与自我理解相结合、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相结合等方面阐述了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的有机结合。
作者对徐沛东的作品如数家珍,举例阐述的时候大多是选一个作品配谱例详细论证,然后列举其他作品来辅证,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很有说服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平时笔者看到的很多文献只是对理论泛泛而谈,却缺乏较好的基础性案例分析,使得文献内容较为空洞,理论支撑乏力。这篇文章则较好地摒除了这一毛病,进行了大量而全面的案例分析,行文流畅自然,结构浑然天成。
整体而言,学术界以某一作曲家及其作品为案例的研究已然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针对作曲家孟勇及其创作作品的研究较少且多有浅尝辄止之嫌,研究视角单一,特别是对其创作作品的研究在固定单一的模式上泛泛而谈,这一点在相关的多数文章的谋篇布局上即可体现出来,对音乐文本的研究流于表层等等,由此,便体现出学术界对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权威的指导,仍处于摸索的阶段。而孟勇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极高的影响力与当下对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之间体现出较大的现实差距,这就让笔者的研究课题具备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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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 安徽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著闻于世。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胡适学术成就探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 学术成就 原因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代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 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 “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 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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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37]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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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青少年这个概念在犯罪学中一般是指已满6周岁而不满11周岁的人。这个概念包含“青年”和“少年”两个年龄段的人群,横跨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个年龄区域。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全文如下:
摘 要: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近十几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文章主要从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纬度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社会因素。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始终处于高发状态,青少年的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 以上。[1]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十五”期间青少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趋势报告》,“十五”期间我国青少年犯罪增加 68%,未来 5 年会进一步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第一次失足青少年的年龄呈下降趋势,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
犯罪类型不断增多,从以往集中于暴力犯罪、性犯罪和财产犯罪,逐渐增多到网络犯罪、贩卖毒品、拐卖人口等新的犯罪,手段从单一性向多样性方向发展。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重视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文主要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发现其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国内对影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家庭教育、学校环境、社会影响等外部因素,也包括犯罪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等内部因素,在同样容易导致犯罪的环境中,不同个体是否发生犯罪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发生犯罪行为的影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最重要因素,环境因素也必须通过个体因素才能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产生影响。
2. 1 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
2. 1. 1 人格特质。
许多研究都认为,犯罪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导致犯罪的人格特征。艾森克的犯罪理论指出,犯罪人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守法公民相比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存在着一种犯罪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会有实施犯罪的倾向。[3]在研究青少年犯罪与人格的关系中,我国主要是采用各种人格问卷对犯罪青少年的人格进行测量或评估,发现其人格特征。这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通常具有偏执、孤僻、喜欢干奇特的事且不顾危险的人格特质,他们的心理问题较普通人严重,犯罪行为及心理问题的产生均与他们不健全的人格密切相关。[1]。
我国廖坚等人对 405 名男性青少年犯人格特征的调查发现,他们犯罪的人格障碍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4]邓芸菁、窦刚、张锋对云南少管所的 379 名13 ~ 15 岁的男性少年犯的调查发现,少年犯的基本人格特征是行为外向、情绪易变、自我防卫低,尤以外向特征最为明显。他们还对少年盗窃犯、少年抢劫犯和数罪并罚等少年犯的主要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都具有高外倾型、高神经质和低掩饰性; 少年强奸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低神经质和高外倾性; 少年伤害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高外倾性。[5]刘桂兰等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青海少管所男性犯人的测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出高精神质和高神经质,低自我防卫,低掩饰性。[6]由此可见,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的确与普通青少年不一样。
2. 1. 2 情绪特征。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不稳定时期,他们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他们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心理具有半成熟、半幼稚性的特征。[7]他们渴望家长、学校和社会能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但遇事比较冲动,情绪化,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美国精神病学家、少年犯罪研究的著名学者 Healy 和 Bronner 认为,情绪障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原因。[8]国内一些研究证实,违法犯罪青少年具有情绪不稳定性的特征,他们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和困难进行片面而偏激的评价,使消极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心理也长期承受着较多的焦虑、压抑和恐惧,一旦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有可能导致极端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国李慧民等对犯罪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情绪性与 SCL - 90 的变量的所有因子均呈高度正相关,结果表明,情绪不良和精神病质可增加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产生,可能直接导致犯罪行为。[9]林云鹏、王晞对犯罪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在情绪稳定性上与常模比较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情绪极不稳定,控制情绪能力弱,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们在面对一些情况时容易失去理智,采用极端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10]邵阳等人采用儿童青少年状态 - 特质愤怒表达问卷对 62 名暴力犯罪者,55 名非暴力犯罪者和100 名普通高中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暴力犯罪者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并且在愤怒情绪的表达和控制方面存在缺陷。[11]这些研究都说明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对于他们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2. 2 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因素。
2. 2. 1 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场所,对青少年的影响最大。随着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青少年与家庭因素关系的研究,由最初的研究家庭结构变量,如家庭的完整性、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发展到研究家庭的功能变量,如家庭气氛、亲子依恋、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监控等。[12]研究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家庭结构残缺有密切关系。一项对 2000 多名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违法犯罪青少年中父母离异、分居、再婚、丧偶占 24. 1%。
另一项研究显示,单亲家庭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最明显。但也有学者指出,导致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家庭结构破裂,而是由于家庭结构破裂导致的家庭功能的缺损,如家庭气氛紧张,没有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亲子沟通不顺等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一些研究发现,亲子依恋质量与青少年犯罪行为呈负相关,亲子依恋可以作为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
13]而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并不一定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家庭结构完整但充斥着家庭冲突和问题也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研究者认为是这种心理上的不完整而非形态上的不完整在起作用。[14]胡宁等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家庭功能发挥越好,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就会表现越少。[15]冯维等对守法少年与犯罪少年家庭功能的比较研究发现,犯罪少年的家庭功能整体发挥显著不良,包括沟通不良,父母角色功能发挥不良,家庭行为控制方式不良以及情感介入功能差等方面。[16]。
在家庭成员行为变量上,大量研究发现,家庭教育不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春市对在校学生犯罪情况的调查表明,有 49% 学生是因为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教育放任自流、缺乏管教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混乱、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
最近的研究认为,只有青少年能认识到的有效的教养方式才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冯维等人采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过少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多的拒绝、惩罚、干涉,存在极端化倾向和双亲教育有严重分歧的缺陷。[17]刘桂兰等人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犯罪组的家庭矛盾性、控制性因素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常模组,而在家庭亲密度,家庭融洽氛围,娱乐活动方面明显低于常模组,不良家庭因素导致了青少年发展的异常。[6]另外,父母的监控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很重要的作用,子女越习惯于征求父母对其行为的意见,就越有可能在准备进行违法行为时考虑父母的意见,从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18]。
2. 2. 2 学校因素。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并没有具体涉及学校是如何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多数研究只是阐述和论证了学校对青少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心理的动荡十分剧烈,学校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果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只抓升学率,而忽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然会导致学生的发展受到消极影响。据调查,有 80%的犯罪青少年是学习成绩不好、有劣迹的学生,有近50% 的犯罪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些犯罪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也极其淡薄,甚至直到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同伴关系也是学校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伴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同伴的影响比父母影响更大。研究发现,低同伴接纳是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学业差是导致低同伴接纳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在学校被同伴拒绝的学生比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学生更容易辍学及参与不良行为活动或犯罪,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早期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19]这些青少年可能会逃避正常的同伴,转而到社会上寻求有着共同特征的不良同伴,以寻求安慰和支持,而建立了一种劣质同伴关系。有调查显示,在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中,大部分是结交了不良朋友,沾染上不良行为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大量研究也表明,亲密朋友的协同犯罪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有力因素之一,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研究室对哈尔滨少管所 700 名在押犯调查显示,青少年团伙犯罪占88. 23% 。这说明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影响。
2. 2. 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不良风气和社会不良文化对青少年思想行为的影响。目前我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之风蔓延,社会规范管理失控,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充斥着大量渲染色情、暴力、凶杀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对于心理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直接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20]一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大部分热衷于网络暴力游戏,喜欢暴力电影,他们的行为也受到了这些暴力内容的影响,更加具有暴力倾向。目前我国在对传媒的监控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并不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色情、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
根据上述的研究综述,我们发现,虽然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缺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针对性策略,不能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3. 1 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研究停留在描述性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水平,研究的深度和高度都不够。虽然一些研究采用了定量的方法,但这些研究多采用调查法,集中在研究青少年个性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上,对学校、社会是如何具体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很多只是从教育或预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必须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全面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必须加强对学校和社会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找出其根本原因。另外,在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和研究城市中的犯罪青少年,也应该关注和研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犯罪青少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共性与差异性,为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研究思路。
3. 2 加强多学科研究,深入考察青少年犯罪的多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单一的研究视角。我们认为,既然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应该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家庭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现代科学的研究总趋势是提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提倡多元的研究视角,这样才能开阔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拓展研究的深度,有助于形成新的理论范式,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研究的效度,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时候必须关注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研究的科学性,才能更好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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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转型经济国家还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享有许多社会资源分配的垄断权。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和稀缺权力的存在,致使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政治关联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Faccio,2006)。企业总是期望能够通过获得政府的青睐,从而在政府的分配权中受益,获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述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关联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一个较热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政企关系,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的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通过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综述,以期发现此领域的研究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政治关联;会计信息质量;未来研究建议
近年来,政治关联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法与经济学、财务与金融、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热点研究所在,并渐渐成为一个较热的研究领域。政治关联这一现象对企业的很多方面,诸如企业的微观运营、企业财务活动、企业价值等皆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有:企业的融资便利性、税收优惠、产权保护、政府救助、财务审计等方面。基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加上中华民族悠久的“关系”文化与传统,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仍然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为了获取有利的政策支持或者争取到廉价优惠的公共资源,企业往往倾向于主动去建立政治关联,因此,政治关联现象在我国企业中也是极为普遍的。虽然国际上开展政治关联相关的研究已有20多年,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进行得较晚,且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上,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财务的研究并不多见,在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方面虽然也有涉猎,但依然不够充分。为此,本文通过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希冀能对深化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有所帮助。
Ferdinand A. Gul(2006)通过对812家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注册地在马来西亚的公司1996-1998的数据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与非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审计工作相对更多,审计费用也更高,因为这些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更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政府对这些存在政治关联公司实施财务救助,从而以助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时,这些政治关联公司的审计费用会呈现下降趋势。
Narjess Boubakri etal.(2008)对245家新私有化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政治关联的达87家,即35.51%的样本公司在私有化以后仍然存在政治关联。也就是说,政府经常通过政治关联以保持他们对新私有化公司的继续控制,且一般都是通过在公司任命官员担任要职的方式来实行。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与没有政治关联的同行业企业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要低一些。
Chaney etal.(2008)基于二十个国家、6794家公司的数据,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要差一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这些政治关联公司的关联形式为大股东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时,其会计信息水平往往呈现为质量更差。另外,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下降,会导致非政治关联公司有着较高的债务资本成本,而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中,其债务成本却不受影响。这一现象说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下降给政治关联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大,公司因为政治关联可以获得较大收益。
Paul K. Chaney,Mara Faccio,David Parsley(2011)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报告质量显著差于同类非政治关联公司。另一方面,分析师对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预测显得困难得多,意味着政治关联会对分析师在有关盈余的预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由于政治关联公司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市场压力较小,所以,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为其披露的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有所降低,在所选样本中,仅仅只有非政治关联公司低质量的盈余报告会导致更高的负债成本。
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大环境对企业的所有权属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我国关于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开始得较晚,相关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杜兴强,周泽将,修宗峰(2009)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源,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会计稳健型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存在的政治关联会降低其会计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关联进行细分之后,发现在降低会计稳健性方面,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
李琴,李文耀(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的大股东为国资局时,往往更易存在财务舞弊现象,一些公司治理因素以及环境与制度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当存在政治关联时,可能由于一些便利性或者制度上的优越性的取得,使得上市公司不注重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黄新建,张会,饶茜(2011)以2005-2008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治关联对其审计需求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审计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此外,外部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相关,高质量的审计对应着更低的盈余管理,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识别、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
吴克平,于富生(2013)实证发现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相较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高一些。并且这种影响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而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 蒋卫平,王赛(2014)同样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政治关联形式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联方式不同,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其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大,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他背景方式的政治关联并未见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吴慧君(2015)以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样本公司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一些,并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越大,也更容易违规披露信息,其会计信息往往是先经过包装再披露,因此通常会计信息质量更差一些。
3.1 研究成果评述
在进行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后,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得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政治关联可以通过影响公司的审计需求、审计师的选择,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无疑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大胆假设政治关联是通过影响审计需求,从而最终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即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表现如下:政治关联→审计需求→会计信息质量。
既然政治关联会影响公司的审计需求,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约束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的寻租优势。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识别、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因此政府及相关行业应进一步规范、完善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及独立性。
另外,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也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缺失:第一,对政治关联进行量化再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凡是无法衡量的就难以评价,对政治关联亦是如此。第二,由于各位研究者使用的政治关联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测量指标不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样本不同,使得研究结论并非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就拿会计信息质量来讲,通常每种指标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只是反映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一方面特征,其能否较好地代表会计信息质量仍有待商榷。因而,如何科学、合理、全面地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未来研究建议
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是政治关联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主导地位,因此政治关联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有大量的政治关联和会计监管问题需要研究,且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企业会计行为与英美有较大差异,这为研究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然而,总的看来,日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所以,未来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1)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通过将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和不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动态考虑同一公司在建立政治关联前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变化,笔者认为如果可以进一步论证这一点,则现有结论会有更强的说服力。
(2)其次,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审计需求、审计师的选择、盈余管理等角度来考证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笔者认为,也许可以通过理论推衍和结合实际情况,找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作用的其他因素来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
(3)再者,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以及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展开的。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情况以及环境与制度等是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因素,而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则主要是指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政治关联会对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且会计信息会进一步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所以,今后也许可以考虑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探究其可能的作用机理。
[1]Ferdinand A. Gul.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2006,44(5):931963.
[2]Narjess Boubakria, JeanClaude Cosseta, Walid Saffara.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7, 14(4): 696726.
[3]Chaney,Faccio & Parsley(2008),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Z].Working paper,Vanderbilt University.
[4]Paul K.Chaney, Mara Faccio,David Parsley.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1,51(12):5876.
[5]李琴,李文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1,(4):4143.
[6]杜兴强,周泽将,修宗峰.政治联系与会计稳健性: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09,(7):115121.
[7]黄新建,张会,饶茜.政治关联、审计需求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技术经济,2011,(4):118121.
[8]吴克平,于富生.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1):116124.
[9]蒋卫平,王赛.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3):7983.
[10]吴慧君.上市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D].上海:东华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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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科玄论战的过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1)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5) 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6)
“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2)“科学的智识论” 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二是逻辑原则: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 张君劢认为:“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 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 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 Reality)所扰。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4)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5)关于“君子之袭取” 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 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 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 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 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 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 是最值得注意的。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我就斗胆地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结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自称:“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两个方面:情意(审美、意志)、理智。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这篇文章要义有五:(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学的作用: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7),全文共八个部分:(1)抨击了科学主义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倾向、企图“统一一切”的“野心”、“带有杀伐之音”的霸道。(2)对“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对艺术与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学。(3)对丁文江的逻辑观念提出批评。(4)从“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出发,对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唯觉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进行了批判,说明科学主义以为根本的“经验”原来是“靠不住”的东西。(5)对丁文江所确立的用来审查概念、推论的“两条原则”、“三条方法”(28) 加以评说,批判丁文江的经验原则。(6)捍卫张君劢关于“纯粹心理现象”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在作为自然规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为思维规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体谈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赞成“科学有益于人生观”;另一方面,他却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的观点。(8)最后,林宰平表示:“科学我是相信的”;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蛰仙《人生观与知识论》(29)虽然力图公允,其实应该属于玄学派的。他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2)人生之途径——到良知完成之路”在于“于可能的范围内,妥为设法,使吾良知美满实现。”“(3)人生之修养——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从出——本体论中的自由论。其引伸之义,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识论略释先哲学说——以知识论为从事研究或解决人生问题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观略释先哲之人格态度——以人格态度为从事建设新人生观者所宜知故。”
针对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30)。在他看来,科学派中两位大将,吴稚晖“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唯有丁文江“则直斥玄学为鬼物”,“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由此确立其文的主旨:玄学决不可无。
菊农的《人格与教育》,发表于《晨报副刊》(31)。此文立场是与张君劢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此文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即“变”、“生活的创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创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换言之,便是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32),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33)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它文章。
论战文集《人生观之论战》是代表玄学派的主张的,张君劢所作的序(34) 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
论战的另一种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则是代表科学派的主张的,而且,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以下简称“陈序”)。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以下简称“胡序”)作于11月29日;并附《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他批评了玄学派的三个人物:批评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批评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批评范寿康所谓人生观的“先天的形式”。然后又批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认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灵魂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最后表明:“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 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也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的答复是:“‘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35)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36),提出:“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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